起敲門聲。
兩個穿深色夾克的男人站在樓道里，手里拎著果籃。
左邊那人遞名片：“恒安遷改服務，大家都叫我老曹。”
我沒接。
老曹笑得很熟：“周姐別緊張，我們來幫你解決問題。”
他把一份《攤位騰退意向書》放在鞋柜上。
“市場現在升級，留下也難做。短斤少兩的事如果發酵，補償評級會受影響。”
我媽扶著門框，聲音啞了：“我沒短斤少兩。”
老曹嘆氣：“我們當然信你，可群眾不一定信。早點簽，八萬補償不少了。”
我看著他名片上的公司名。
恒安遷改服務，受托方：長啟置業。
“不簽呢？”我問。
另一個男人低頭看我家的鞋架，語氣很輕：“那就按市場整治流程走。失信攤位，優先清退。”
我把手機錄音鍵按下去，放在口袋里。
老曹眼角一跳。
他笑著退了一步：“林小姐懂流程，那更好。明天十點前想清楚。”
他們走后，我媽坐回床邊。
果籃上的塑料膜反著樓道燈，像一層硬殼。
她說：“你別錄了，別為了我把工作弄丟。”
我把錄音保存，備注時間和地點。
“媽，他們不是為了你那臺秤。”
她低頭摸著圍裙上的油漬。
“我知道。”她說，“他們為了那塊地。”
她把床頭抽屜拉開，拿出一只舊鐵盒。
盒蓋上貼著我小學時的獎狀角，膠已經發黃。
里面是攤位最早那本租賃證、幾張攤位調整通知、還有我爸走后她第一次補繳管理費的收據。
最底下壓著一張照片。
照片里，她站在A17攤前，背后還是老鐵棚，鐵棚外下著雨。
我那年六歲，坐在菜筐上，手里舉著一根黃瓜。
“**走后，有人勸我把攤轉掉。”她說，“我沒舍得。”
我問為什么。
她摸了摸照片邊緣：“這地方臟是臟，可它讓我把你養大了。”
我沒有再說話。
那一晚，我把鐵盒里的每張單據都拍了一遍。
攤位繳費編號、更新通知編號、長啟第一次上門溝通日期，我全記進表格。
這不是給誰看起來專業。
我只是怕明天醒來，連我們守了什么都說不清。
第二天早上，我去社區監控室申請調取外側攝像頭。
負責審批的趙主任看完單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