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響的時候，唐予安正蹲在貨架后面清點積壓了三年的羽毛球拍。
凌晨兩點十七分，屏幕亮起來電顯示——一個沒有存進通訊錄的號碼，但他認得那串數字尾號。**隊辦公室的座機，三年沒變過。
他蹲在原地，等第二聲響完才接起來。
“唐予安？”對面的人沒報名字，只叫了他一聲，語氣平淡得像在確認倉庫庫存。
“是我。”
“下周三之前回隊報到。不是主力，替補名額。”
電話掛斷。
唐予安把手機擱在膝蓋上，蹲在那兒沒動。貨架頂層的日光燈管壞了一根，剩下那根發出持續的微弱電流聲，嗡嗡地填滿整間店。他抬頭看了一眼墻上掛著的相框，玻璃表面落了一層灰，但照片里十一張臉還是清晰的——訓練服上印著國徽，**是七年前的省體育賓館門口。十一人里有兩個已經去了國外當教練，三個轉了行政崗，四個退役后徹底離開了體育圈。剩下那個，去年秋天心梗走的，追悼會他去了，站在最后一排，沒鞠躬就走了。
如今只剩他還活著。
唐予安站起來，把手里那筒羽毛球放回貨架，走到柜臺后面拉開抽屜。抽屜最底層壓著一把備用鑰匙，他拿起來掂了掂，又放回去，最后只把柜臺面上那把常用的取下來。
天還沒亮透，他已經把店里的燈關了。玻璃門上貼著“旺鋪轉讓”的紙，貼了兩年多，紙角已經卷邊發黃，一直沒人接。他把鑰匙揣進兜里，走到隔壁早餐攤前。
大媽正在炸油條，看見他愣了一下：“今天這么早？店里沒開門？”
“出趟遠門。”唐予安把鑰匙放在她攤子邊緣的金屬托盤上，“店里的貨您看著處理，冰箱里的飲料能喝就喝，過期了的扔掉就行。”
大媽看了一眼鑰匙，又看他一眼，手上翻油條的動作沒停：“去多久？”
“可能回來，可能不回來。”
大媽沒再多問，只把鐵夾子在鍋沿上磕了兩下，磕掉碎渣：“那鑰匙我給你留著，萬一回來呢。”
唐予安點點頭，轉身往火車站方向走。縣城的小站臺凌晨四點半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值班員在售票窗口里打哈欠。他買了最近一趟綠皮車的票，六點十二分，硬座，到北京要十七個小時。
火車啟動的時候，車窗外的縣城灰撲撲的，沿著鐵路線延伸出去，很快就只剩下荒地。唐予安靠在座椅上，眼睛盯著窗外，什么都沒想。對面座位的中年男人在吃泡面，車廂里彌漫著紅燒牛肉味的熱氣。
手機又響了。
這次不是陌生號碼。屏幕上顯示的名字——喬令儀。
他接起來，還沒說話，對面先開了口：“你也被叫回來了？”
聲音帶著喘，像是在走路。唐予安聽見她那邊也有火車站的廣播聲，離得不遠，模糊的電子音在報站名。
“嗯。”他說，“你在哪兒？”
“石家莊站，剛上車。他們給你怎么說？”
“替補，周三前報到。”
喬令儀沉默了兩秒，唐予安聽見電話里傳來她那邊車廂關門的氣壓聲，然后是列車啟動的晃動聲——她也在火車上，剛發車。
“我沒告訴他們我膝蓋的情況。”她的聲音低下去一點，“你呢？心臟查過沒有？”
“沒查。”唐予安說，“反正也不會讓我上場。”
電話里又沉默了一會兒。喬令儀沒說話，他也沒催。車廂里的廣播開始報下一站，綠皮車晃悠著駛進一條隧道，手機信號斷了一瞬，又接回來。
“你知道我退役之后在干什么嗎？”喬令儀忽然問。
“不知道。”
“在老家開了一個少兒體能班，招了十二個小孩。其中一個**是當年看我們那場決賽轉播的，說記得我。”她的語氣很平，沒有感慨的意思，“我說你認錯人了，她說不可能，你那個飛身救球我倒回去看了五遍。”
唐予安沒接話。
他當然記得那個球。三年前那場決賽，最后三分鐘，對手的扣球角度刁到幾乎不可能落地救起來，他從二號位沖過去，整個人橫在空中把球捅了回去，落地的時候右腿先著的地，然后整個人翻了一圈，膝蓋和地板撞上的聲音他在ICU清醒后回放錄像才聽見。那聲音像什么東西斷掉，錄像里攝像機收音收得很清楚，賽后被人剪輯出來反復播放。
但官方記錄上那個球的時長，和他倒地后被人抬下去的時間點，對不上。
他后來反復看過很多遍錄像，越看越覺得不對。他飛身出去的時間和裁判哨響的時間中間，少了一段。
“三年。”喬令儀在電話里說，聲音把他拽回現實，“三年前他們讓我們簽那份退役協議的時候，說是因為身體原因，我覺得不對，你知道我也覺得不對。”
唐予安知道。
那份協議他簽得很快，因為病房里隊醫和領隊都在，教練站在門口沒進來，表情他隔著玻璃看不太清楚。協議上寫的是“因個人身體原因主動申請退役”，他沒有主動申請過，但筆已經塞到了手里。
喬令儀在**室里被人發現的時候，手腕上纏著繃帶，繃帶勒得太緊，整只手發紫。醫務室的人以為是訓練過度導致的韌帶拉傷，只有她自己知道繃帶是她自己纏的。
“唐予安，”喬令儀的呼吸聲從話筒里傳來，平穩了一些，“他們把我們叫回去，不是真要我們打比賽。”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剛查了一下，我們那一批退役的七個人，今年已經有三個人接到了同樣的電話。”
唐予安的手指按在手機側邊，指腹能感覺到邊緣的塑料接縫。火車正駛出隧道，車窗外的光一下子炸進來，刺得他瞇了一下眼睛。
“你呢，”他問，“你既然覺得不對，為什么還上車？”
喬令儀沒有馬上回答。過了幾秒，她說：“因為我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唐予安掛斷電話之后，把手機放進上衣內袋。火車又過了兩個站，窗外的風景從荒地變成丘陵，再變成平原。他把那張褪色合影從錢包里抽出來看了一眼——照片背面有圓珠筆寫的日期和一行小字，字跡潦草，是他自己的筆跡：
“十一人。”
下面還有一行，被劃掉了，劃得不夠用力所以還能認出來。是他退役半年后回來補寫的，當時他在醫院復查，路過省體育館，站在門口看了很久。
劃掉的那行字寫著：“只剩我。”
現在他不確定這句話還對不對。
車廂里有人推著小車過來賣零食和飲料，飲料瓶碰撞的聲音哐當作響。唐予安把照片收回錢包，拉上拉鏈，閉上眼。
火車繼續往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