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我三秒鐘。
“你是正明的兒子。”
不是疑問句。
我怔了一下，下意識點了點頭。
她沒有再說第二句話，轉身往里走，步子不快不慢，背影像一根被風吹彎又彈直的竹枝。我跟在后面，穿過一個小小的天井，天井里種著一棵石榴樹，樹上掛著幾只干癟的果子。右邊是灶間，左邊是正廳，正廳的墻上掛著一幅泛黃的山水畫，畫下面是一張八仙桌，桌上供著一只瓷觀音，觀音前面擺著一碟花生、一碟米糕。
阿婆進了灶間。我聽見水聲，聽見陶器碰撞的聲音，聽見她在灶臺前忙碌的細碎動靜。
我把東西放在天井的石板地上，站在那兒等著，不知道該不該進去幫忙。
大約過了十分鐘，她端著一只粗陶碗出來了。
碗里是熱騰騰的擂茶。
綠色的茶湯里浮著碾碎的花生、芝麻和炒米，香氣很沖，不是那種優雅的茶香，而是粗糲的、實在的、一把就能把人拽住的香。我接過碗的時候，碗底燙得我指尖一縮，但我沒有松手。
我低頭喝了一口。
花生是現擂的，顆粒感還在舌尖上硌了一下。茶葉的微苦和芝麻的醇厚混在一起，有一種說不清的、久違的味道。
我說不上來那是什么味道。
但我端著那只碗站在天井里，石榴樹的影子落在碗沿上，我忽然覺得眼眶發酸。
回家這個詞，是有氣味的。
第二章
我是來拍片子的。
申報的選題叫“僑鄉文化影像志”，大致的規劃是拍一組關于閩西客家僑鄉的短片，聚焦汀江流域的僑鄉建筑、家族譜系和留守老人的口述史。制片人老方看中了這個選題的人文厚度，覺得有申報省級文藝基金的可能。
但到了長汀之后，我的鏡頭開始不聽話了。
它總是轉向阿婆。
來的第二天是農歷六月廿四，天剛蒙蒙亮，我被一陣有節奏的撞擊聲吵醒。聲音從灶間傳來，咚、咚、咚，沉悶而有力，像有人在用木杵搗什么東西。
我披了件外套走過去，看見阿婆正蹲在灶間的地上，面前是一只粗陶擂缽，她雙手握著一根手臂粗的油茶樹棍，一下一下地擂。缽里的花生和芝麻已經被碾成了泥，她往里加了一把茶葉，繼續擂。她的動作不快，但每一杵都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道，手腕翻轉的弧度像是練了幾十年的功夫。
灶上的大鍋里水已經燒開了，白汽彌漫了整個灶間。阿婆的臉上掛著汗珠，混著白汽，看起來像從什么舊畫里走出來的人。
“阿婆，這么早。”我說。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今天是廿四。”
我不知道廿四有什么特別的，沒有追問。
擂茶煮好之后，阿婆把它倒進一只舊搪瓷壺里。那只搪瓷壺是綠色的，壺身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黑色的鐵皮，但擦得很干凈。她又從碗柜里拿出四只粗陶碗，摞在一起，一手拎壺，一手端碗，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問她去哪里。
“渡口。”她說。
從惠吉門老街到渡口，大約走七八分鐘。穿過一條窄巷子，拐兩個彎，眼前就豁然開朗了。汀江在這里拐了一個彎，水流慢下來，江面鋪開，像一塊被揉皺又展開的舊布。渡口是一段伸入江中的石階，臺階被江水泡得發黑，長滿了滑溜溜的青苔，但靠近頂端的那幾級是干燥的，被人坐得光滑發亮。
阿婆找了最上頭一塊平整的石頭，把搪瓷壺放下，四只碗一字排開，倒滿茶。
然后她坐下來，面朝江水，安安靜靜地望著遠處。
我站在她身后兩三步的地方，端著攝像機，猶豫要不要拍。這畫面太安靜了，安靜到我怕快門聲會把它打碎。但我最終還是按下了錄制鍵——不是出于工作本能，而是覺得如果我不拍下來，這個早晨就會從時間里漏掉，再也沒有人知道。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沒有人來。
又過了半個小時，還是沒有人來。
阿婆沒有著急，也沒有失望。她坐在那塊石頭上，脊背挺得很直，兩只手交疊放在膝蓋上，眼睛望著江水的盡頭。太陽從東邊升起來了，光落在她的肩膀上，把她白發的邊緣鍍了一層金色。
我想走近一點拍個特寫，剛邁了一步，腳下踩到一片濕苔蘚，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