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稿紙上那五個字——“余店村記事”，忽然覺得這個名字沒意思。我把它劃掉，重新寫了一行：
《跳起來的孩子》。
然后我又劃掉了。太直白，不好。我又寫了一行：
《九百七十六》。
看著這三個字，我覺得差不多了。一個孩子給父母標價的數(shù)字，又怎么可能被寫在紙上呢。但這就是我要寫的東西。我來余店是為了寫儺戲，但我發(fā)現(xiàn)最古老的戲劇不在舞臺上，在這棟破磚樓的三樓，在一個孩子的四面墻上。
那天晚上，樓上沒有再響。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里全是那四面墻。正字、月亮、路費。一個孩子把所有的等待都刻在了墻壁上，而我在樓下抱怨噪音太大。
第二天一早，周家婆端著一碗熱干面來敲我的門。她說早上做多了，順便給我端一碗。面是掛面，放了醬油和自己腌的蘿卜丁，還有一個荷包蛋。荷包蛋煎得很漂亮，邊緣焦黃，蛋黃還是溏心的。在這個每頓飯都算計著過的家里，一個荷包蛋是招待客人的最高規(guī)格。
我說周家婆你不用這么客氣。她說沒啥子，就是順便。說完就上樓了，背影瘦瘦小小的，那件紅棉襖穿在她身上空蕩蕩的。
我端著那碗面，站在門口，看見樓梯拐角處探出半個小腦袋。小波蹲在樓梯上，抱著他的布老虎，從扶手的縫隙里偷偷看我。我沖他招招手，他縮回去了。我把面放在桌上，從抽屜里翻出半包大白兔奶糖——那是我從縣城帶回來的，自己都舍不得吃——抽出兩顆，走上樓梯放在他面前。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我，沒有拿。
“給你的。”我說。
他沒動。
我轉身下樓，走到一半回頭看了一眼，那兩顆糖已經(jīng)不見了。他剝糖紙的動作很輕，但在空蕩蕩的樓道里還是被我聽見了——塑料紙摩擦的沙沙聲，像一只小老鼠在啃東西。
從那以后，我開始頻繁地往三樓跑。有時候帶幾顆糖，有時候帶兩個橘子，有時候什么都不帶，就是上去坐坐。周家婆在的時候我會跟她聊聊天，她不在的時候小波會給我看他畫的墻。他不愛說話，但會用手指給我看——這個是爸爸走的那天畫的，這個是媽媽打電話來的那天畫的，這個是下大雨那天畫的，那天他不能出去跳，就在屋里哭了很久。
他說話的方式很特別，斷斷續(xù)續(xù)的，每句話之間隔很久，像是在腦子里反復排練才敢說出來。他告訴我，**爸叫周建國，媽媽叫李秀梅，去廣東兩年了。爸爸說過年就回來，可是過了兩個年都沒回來。媽媽打電話說廠里忙，請不到假。他問奶奶，廣東有多遠，奶奶說坐車要一天一夜。他就開始攢錢，把奶奶給他的硬幣塞在一個鐵盒子里，埋在院子里的老槐樹底下。他說等攢夠了九百七十六，就去縣城汽車站買票，自己去廣東找爸媽。
“你知道廣東在哪嗎？”我問他。
他想了想，指了指窗戶外面：“那邊?！?br>那是西邊。廣東在東邊。但我沒有糾正他，因為方向對他來說沒有意義。廣東是一個概念，一個父母所在的地方，就像天堂一樣，你知道它存在，但你永遠不知道該怎么去。
十二月初的時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在屋里趕稿，樓上又響起了咚咚咚的聲音。我已經(jīng)習慣了，甚至能在那個節(jié)奏里找到一種奇怪的安心感——聲音還在響，說明那個孩子還在跳，還沒有放棄。但那天不一樣，聲音響了十幾下之后，突然傳來一聲悶響，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重，然后是周家婆尖銳的叫聲。
我扔下筆沖上三樓，門沒鎖，推門進去就看見小波趴在地上，額頭上磕了一道口子，血順著眉毛往下淌。他跳的時候撞到了墻角的縫紉機，鐵質的機頭正好磕在額角上。周家婆慌得手直抖，用一條毛巾捂著他的傷口，毛巾很快就洇紅了。
“小陳同志，你幫我看一下，我去叫醫(yī)生——”她的聲音在發(fā)抖，整個人都在發(fā)抖。
我說別急，一把抱起小波就往樓下跑。他比我想象的輕得多，七八歲的男孩，抱在懷里像一捆干柴，肋骨一根一根硌著我的手。鎮(zhèn)上的衛(wèi)生所在國道另一頭，我抱著他跑了大概十分鐘，他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