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上那聲音又響了。
咚、咚、咚。沉悶的，有節(jié)奏的，像是有人拿拳頭砸地板。我盯著天花板上那盞搖搖欲墜的白熾燈，燈罩里的灰撲簌撲簌往下掉，落在我剛鋪開的稿紙上。稿紙第一行只寫了五個字——“余店村記事”，后面的內(nèi)容還是一片空白。
我在這棟樓里住了四個月。準確地說，這不是一棟樓，是國道邊上一棟自建的三層磚房，外墻貼的白瓷磚已經(jīng)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撲撲的水泥。一樓是個摩托車修理鋪，機油味從早到晚往上竄，熏得人頭疼。二樓三間房，我租了其中一間，另外兩間堆著房東的雜物。三樓住著人，但我從沒上去過。
這個叫余店的地方，說是鎮(zhèn)，其實就是一個大一點的村。一條國道穿鎮(zhèn)而過，兩邊零零散散地開著幾間鋪子：一家賣化肥農(nóng)藥的，一家賣廉價的衣服鞋襪，一家早上賣包子中午就關(guān)門的早點鋪。鎮(zhèn)上最大的建筑是國道盡頭那家加油站，紅黃相間的招牌遠遠就能看見。我之所以住在這里，是因為便宜——一個月八十塊，包水電，這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是天方夜譚。
我是寫文章的，給各種雜志寫，什么都寫，民俗紀實、鄉(xiāng)土故事、旅游散記，哪家要稿子就往哪家投。稿費不多，但夠我一個人活。我來余店是為了寫一篇關(guān)于本地儺戲的文章，這里的儺戲據(jù)說有三百多年歷史，傳到現(xiàn)在只剩下三個會唱的老人。我打算住一年，把能記錄的東西都記錄下來，然后編成一本書。這件事沒人催我，也沒人給我錢，是我自己想做的。
但樓上的聲音讓我很難專心。
那聲音通常在傍晚開始，有時候更晚，九十點鐘。一下，兩下，三下，每一下之間隔個七八秒，像是在蓄力。然后停一陣，又繼續(xù)。我上去敲過一次門，沒人應(yīng)。問過房東老余，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本地話說：“三樓是老周家的，一個老太婆帶個孫子，能有啥子聲音？你莫不是聽錯了。”
我沒有聽錯。那是十一月的一個傍晚，天已經(jīng)黑透了，樓上又開始響。我把鋼筆往桌上一拍，趿著棉拖鞋就上了樓。三樓的走廊沒有燈，我摸黑走到那扇鐵皮門前，抬手敲了三下。聲音停了，門里傳來一陣細碎的腳步聲，然后是死一般的沉默。
“有人沒有？開開門。”
沉默。我又敲了三下，這次加了力道，門框上的鐵銹震下來，落在我肩膀上。
門開了一條縫。走廊盡頭窗戶透進來一點月光，剛好照在那條縫上。我看見半張臉，一只眼睛，那眼睛很大，瞳仁又黑又亮，在月光下像一顆泡在水里的玻璃珠子。是個男孩，大概七八歲的樣子，頭發(fā)亂蓬蓬的，穿著一件明顯大了好幾號的藍色棉襖，袖子卷了好幾層才露出手。
“你家大人呢？”我蹲下來，平視他。
他不說話，只是盯著我。他懷里抱著一只布縫的小老虎，黃布黑紋，一只眼睛是用黑線繡的，另一只眼睛的線脫了，只剩下一個黑洞洞的**。
“剛才咚咚咚的，是你弄的？”
他還是不說話，但門縫稍微開大了一點。我看見了屋里的情形——沒什么家具，一張四方桌，兩條長凳，墻角堆著幾個蛇皮袋。最扎眼的是四面墻壁，上面畫滿了東西。黑壓壓的一片，在昏暗的光線里看不清楚是什么。
我正想推門進去，樓梯口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個人影跌跌撞撞地跑上來，手里提著一個塑料袋，袋子里裝的東西嘩啦啦響。是個老**，穿一件洗得發(fā)灰的紅棉襖，頭發(fā)花白，扎成一個髻盤在腦后，跑得氣喘吁吁。
“哎呀，對不起對不起，是不是吵到你了？”她把塑料袋往地上一放，兩只手在棉襖上擦了擦，過來就要跟我握手，伸到一半又縮回去了，“我是周家婆，這是我孫子，叫小波。我下午去街上買東西，路遠，回來晚了。他是不是又鬧了？對不起啊同志，實在對不起。”
她道歉的樣子太過熟練，躬著背，垂著眼，像是這輩子已經(jīng)道過太多太多次歉了。我說沒事，就是想問問情況。她松了一口氣，推開門，把那袋東西拎進去，順手拉開了燈——一盞三十瓦的白熾燈泡，掛在屋子正中央，光線昏黃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