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年的舊報紙。
燈一亮，我看清了那四面墻。
正對門的墻上，用鉛筆、圓珠筆、粉筆，甚至燒過的木炭，密密麻麻地畫滿了“正”字。一個“正”五畫，一行十來個，從墻根一直排到天花板。左邊墻上畫的是圓圈，圓圈周圍放射出歪歪扭扭的線條，像是小孩畫的太陽，但每一個“太陽”都被打上了一個大叉。右邊墻上全是數字，反復擦寫，層層疊疊，最新的一層是粉筆寫的“976”。
周家婆把菜拎進廚房——說是廚房，其實就是墻角用磚頭壘的一個灶臺，上面擱著一個單頭的電爐。她一邊淘米一邊說：“墻上那些都是小波畫的，我說了多少回不要畫不要畫，這孩子就是不聽。**媽出去打工了，這孩子心里難受，不畫他就更鬧。”
“**媽去哪兒了？”我問。
“廣東，惠州，做電子廠的。”周家婆把米倒進一個鋁鍋，按下電爐開關，電爐絲慢慢變紅，“前年走的，說好一年回來一次，去年就沒回來，今年打電話說又不回來。小波就天天鬧，不吃飯不睡覺，整夜整夜地哭。后來不哭了，開始在墻上畫。”
“那些‘正’字是什么意思？”
周家婆擦了擦手，走到那面墻前面，指著最底下一排。那排的“正”字畫得特別小，歪歪扭扭的，很多筆畫都模糊了。“這是他最開始畫的。他說，奶奶，一個‘正’字是五天，我把爸媽不在的天數都記下來，等他們回來就給他們看。”
我的目光順著那些“正”字一行一行往上看。最開始畫得歪歪扭扭，越往上越規整，大小也越來越均勻。在大概第三十來個的位置，有一個“正”字被涂掉了，涂得很用力，鉛筆芯把墻皮都劃破了。
“這個是？”
周家婆看了看，嘆了口氣：“那天是他生日，**說寄了禮物，在鎮上郵局。小波等了一天，等到天黑郵遞員也沒來。他就把當天的‘正’字涂了，說今天不算，今天過得不開心，不算數。第二天又畫了一個新的，所以這里有個疤。”
我看著那個疤，覺得有什么東西堵在喉嚨里。
“那些太陽呢？”
“那不是太陽，是月亮。”周家婆說，“月亮出來就是過了一晚。他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在墻上畫一個叉，說又過了一晚，爸媽又快回來了。”
“那數字呢？”
周家婆沉默了。她看了一眼蹲在墻角的小波，小波正在用一根燒過的木炭在“976”下面畫一道橫線。她的手抖了一下，聲音低下來：“那是去廣東的路費。大巴車從縣城到惠州，一個人四百八十八。兩個人就是九百七十六。他也不知道從哪聽來的，寫在墻上，天天看。他以為湊夠了錢就能把爸媽買回來。”
我沒說話，看著墻上的“976”。那不是一千三百八十六，是九百七十六，兩個人的路費，從縣城到惠州，從沒有爸**地方到有爸**地方。這個孩子把路費寫在墻上，以為只要那個數字一直在，爸媽就有回來的可能。
“他平時鬧的動靜，就是在跳，”周家婆說，“他說跳得高，**媽在廣東就能看見他。我跟他說廣東遠得很，坐車都要一天一夜，他不信。”
我低頭看地板。水泥地面上，有一塊地方的灰塵比別處薄，上面布滿了小小的、圓形的印記。那是赤腳反復起跳落地留下的。那雙腳大概只有我手掌那么大，踩在地上不會有多大聲響，但傳到樓下，就成了讓我無法忍受的噪音。
我蹲下來，摸了摸地板上那些印記。水泥地很涼，那些印記很淺，用指尖才能感覺到微微的凹陷。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赤著腳，在冬天的水泥地上，一遍一遍地跳。他不知道廣東有多遠，他只知道跳得高就能被看到。
“同志貴姓？”周家婆問。
“免貴姓陳。”
“小陳同志，你放心，我以后看著他，不讓他鬧了。”
我說沒事，讓他鬧。周家婆愣了一下，大概沒料到我這么說。我站起來，看了一眼墻角的小波，他蹲在那里，抱著那只獨眼布老虎，用木炭在墻上又畫了一道。動作很慢，很認真，像是那道橫線真的能把**媽拉回來。
我下了樓，坐回書桌前。樓上的聲音停了，安靜得不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