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說吧，我在人民路的警局，你方便過來嗎？”

我攔了輛出租車，報了地址。司機從后視鏡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低著頭刷手機——倒計時顯示13:58，速度在加快，我確認這一點。剛上車時還是14:01，三分鐘的路程，跳了將近半小時。

人民路警局的門開著，陸硯清站在門口的臺階上抽煙。他穿著件深灰色的夾克，頭發比三年前短了些，眼窩更深了。他看到我，把煙掐了，表情不是久別重逢的高興，而是某種更深的東西——像是他早就知道我要來。

“你說你在調查一個案子？”我直接問。

他看著我，沉默了幾秒，然后把我帶進了警局后面的一個房間。房間里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墻上掛著一塊白板，上面貼滿了照片和文件。我掃了一眼那些照片——一棟廢棄的公寓樓，一個地下室入口，還有一張我三年前的證件照。

“景時安，你還記得你這三年在做什么嗎？”

“我……上班。”

“什么公司？”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來。我每天都去辦公樓，坐在工位上，簽字、開會、喝咖啡，可當我想說那家公司的名字時，名字就像被人從腦子里挖走了一樣。

陸硯清把一張紙推到我的面前。是一份社保記錄。從二零二一年十二月開始，我的社保繳納記錄全部是空白。公司記錄顯示，我最后的工作單位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就注銷了。

“你消失了一年。”陸硯清說，“二零二二年，沒有任何記錄，沒有人見過你，你所有的社交賬號全部停更，租的房子也沒人住。直到二零二三年初，你的信用卡又開始有消費記錄，你開始去上班，可你工作的那家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我把那張紙推回去，手指冰涼：“那你怎么還在警局上班？”

他看著我，眼里的神情讓我心里發毛。

“我從來就沒離開過警局。景時安，你知道我為什么會在那個咖啡店嗎？因為我要查你的失蹤案。三年了，我一直都在查你的案子。”

手機屏幕亮了。倒計時跳到12:01。

我猛地站起來：“你帶我去朝陽路17號的地下室。”

陸硯清皺起眉頭：“你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