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點過十分，天已經灰透了。路燈一列一列地亮起來，把落光了葉子的行道樹染成一種發冷的黃。我抱著一只舊紙箱在路邊走，手機貼著耳朵，同事在電話那頭說：“你看一眼群里，修改意見貼在置頂了，明早要。”我說知道了，掛掉電話。
快遞站門口停著一輛電動三輪，車斗里碼著幾個大件包裹。我用胳膊肘頂開塑料門簾鉆進去，門簾的塑料條打在肩上，涼一瞬，又彈回去。
快遞站不大。左手兩排鐵貨架碼到天花板，右手一臺快遞柜嗡嗡響著，柜頂摞了兩只塑料筐，筐里塞著未掃描的單據。空氣里是紙殼和透明膠帶的味道，混著隔壁小飯館飄過來的蔥油香。站長坐在柜臺后面，正給一件包裹貼面單。他四十多歲，頭發剃得很短，鬢角推得干干凈凈，穿一件深灰色勞保夾克，拉鏈拉到胸口。手里的膠帶“呲啦”一聲拉出來，手指一壓，用指甲一劃，撕斷，再抹平。動作快，麻利，像是做過幾千次的習慣。
“寄什么？”他沒抬頭。
“三本書。”我把紙箱放上秤臺。
他這才放下手里的東西，走過來揭開箱蓋。三本書摞得整齊，最上面那本是《人間草木》，封面卷了角，書脊的膠已經泛黃。他伸手撥了一下書頁，沒說話。然后他從柜臺下面扯出一卷氣泡膜，把三本書裹了兩層，放回紙箱，橫豎封了兩道膠帶，壓平。
“十一塊。”
我掃了桌上的收款碼，手機屏幕遞過去，他點了點頭，把紙箱放到腳邊的待發件區。
然后我看到了那個牌子。
它立在柜臺靠里的位置，挨著一個筆筒，不大。白紙板，黑色記號筆寫的字，一筆一劃，像照著什么字帖描過：
慢遞服務——寫給未來的信，一年后寄出，五元一件。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年后寄出”這五個字，在嘴里含了一下，沒有出聲。
“這是什么？”我問。
站長正低頭拆下一件包裹，他抬了一下眼皮：“慢遞。”
“寫給未來的信？”
“嗯。”
“寫了地址投進去，一年后寄？”
“對。”
“要是收件人搬家了呢？”
“所以你寫地址的時候想清楚。”他說。
我站在那里，看著那塊牌子。白紙板干干凈凈，邊角沒有卷翹，應該立起來不久。五元一件。底下沒有電話，沒有二維碼，沒有“詳情咨詢”。五塊錢，請別人替你保管一封一年的信，這生意怎么算都不劃算。
“信放哪兒？”我又問。
他放下手里的活，彎腰從柜臺下面拖出一個紙箱。那紙箱比裝書的箱子大不了多少，黃褐色瓦楞紙，四邊透明膠帶封得嚴實，頂上開了一個長方形的口，邊緣毛茸茸的，有些灰。口子旁邊的紙板用記號筆寫著“慢遞”兩個字，和牌子上的字一樣，橫平豎直，很認真。
“投這兒就行。”
“沒人檢查？”
“沒人。你自己寫，自己投。”他說完，頓了一下，“你是第一個。”
我把視線從紙箱上收回來。這家快遞站我常來，站長說話從來沒超過十個字。他說“你是第一個”的時候，語氣和說“十一塊”沒有分別。但那一刻，我覺得面前這個沉默男人做這件事是認真的。
“我想寫一封。”我說。
他看了我一眼。比之前多看了兩秒。然后他從柜臺下面摸出一個白信封和一張A4紙，又在筆筒里抽出一支圓珠筆。筆桿透明藍色，筆帽發黃，筆尖掛著一小點干掉的墨。他低頭在廢面單上試了一下，畫了一條線，顏色很淺。他皺了皺眉，換了另一支圓珠筆，又試了一下，墨色濃了，這才遞過來。
“背面沒寫過，不臟。”他把紙和筆放到柜臺上，推了一下。
我拿起那張A4紙。正面干干凈凈，翻過來，背面也干干凈凈。我捏著圓珠筆，在紙的最上方寫了一個“你”，然后停住。
本來想寫“你還好嗎”，這四個字太客套，像群發的新年短信。又想寫“你還在這個城市嗎”，話太重，好像現在的自己在急著離開。筆尖在紙上頓著，滲出一小點墨水。
我又想起上個月某個凌晨，我從公司出來，打車，司機問“這么晚才下班”，我說“還行”。那天晚上特別冷，我坐在后座，暖氣吹在臉上，司機沒有看我，后視鏡里只有他半張臉。我想了一年多，很多事都沒想明白。
筆尖落下去，在“你”字后面接了一行：
“你還在加班嗎？”
六個字。沒有句號，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添了個問號。很普通的一句話。但落筆之后我看著它，忽然覺得這六個字比剛才想寫的所有廢話都像我。
我把信紙對折兩下，塞進信封。信封正面是標準郵寄格式，我填了自己的名字，寫到地址那一欄時，筆停了一下。
寫公司，還是寫家里？
如果是公司，一年后我大概還在同一個工位，信會被放在前臺，和快遞堆在一起。如果是家里，門衛會把它夾在信報箱里，可能壓在一堆物業通知單下面。
我最終寫了家。最穩妥的地方。
填完郵編，我把信紙塞進信封，抬手去拿柜臺邊上的膠水。站長先一步伸過手，把信封拿了過去。
“先別封，我看一眼。”
他舉著信封，對著頭頂的日光燈，瞇著眼看。日光燈的冷白從牛皮紙背面透過來，只能照出一個薄薄的方形的影，確認里面確實只有一張紙。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信封正面，那串地址上。看了兩秒，把信封放回柜臺。
“行，粘上。”
我拿過那支膠水棒，沿著信封口抹了一道，壓緊，又用指腹把邊角按了按。
走到紙箱前面。開口不高，大約到我胸口。我捏著信封，手在箱口上方懸了一下。心里忽然有點鄭重。這種鄭重沒什么來由，像往河里扔一枚硬幣，河神當然不會出現，你只聽到一聲響，然后什么都沉下去了。
我把信封豎起來，順著那道長方形口子慢慢放進去。
信封落下去，很輕的一聲。“噗。”像一片紙落在平整的箱底。
我從口子往里看。白色信封安安靜靜躺在箱底。旁邊沒有別的信，底下沒有灰，干干凈凈的。
“五塊。”站長說。
我摸了摸口袋，摸出一張皺巴巴的五元紙幣。下午在便利店買水找的零。我把它疊了一下，塞進柜臺上的鐵皮餅干盒里。鐵皮盒發出一聲短促的悶響。站長沒有看那個錢，他的目光在紙箱上停了一瞬，然后垂下去，繼續整理手里的面單。
“今天寄的，明年今天能到？”我問。
“嗯。”
“你不寫個單號嗎？”這句帶著點玩笑的意思，但也不全是玩笑。
站長從抽屜里拿出一本舊掛歷，快遞公司發的那種，封面印著網點名稱，邊角磨毛了。他翻到明年十月份那一頁，找到一個日期，用圓珠筆在格子正中畫了一個圈。
畫得很慢。一筆。首尾相接。
他合上掛歷，放回抽屜里。
“有單號。”他說。
我沒再問什么。掀開門簾走出去。風比來時大了些，街對面小飯館的招牌亮了，把路面映出一層暖橙色。我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
透過快遞站的玻璃門，站長把紙箱搬了起來，放到柜臺后面的貨架最高一層。他踮了一下腳，把箱子往里面推了推。然后退后半步，仰著頭，看了那個紙箱一眼。
大概看了三秒鐘。
然后他回到柜臺，坐下。
我在路燈底下站了一會兒。風從領口灌進來，涼颼颼的。我開始往回走。走到一百米開外的路口，又折了回去。
門簾再次被掀開。站長抬起頭，手里的活沒停：“又落下什么了？”
“郵編我忘了寫。”我走到柜臺前，拿起那支圓珠筆。信封角落有一排小格子，印著“郵政編碼”。我之前在地址末尾寫過數字，但那個格子里是空的。我重新描了一遍郵編，一筆一畫，寫清楚。放下筆的時候，又看了一眼封面。我的名字，我家樓棟的地址，郵編，都在。像一封真正的信了。
“明年沒收到，我來找你。”我站到門口，扶著門簾，風從縫里鉆進來，聲音被扯得有點散。
站長手里的膠帶響了一下，停住。他看著我，安靜了一兩秒。
“不會的。”
他說。這三個字和他平時說話的語調一樣，不高不低。但那晚我走出去很久，一直在想他說這三個字時的表情。
走到小區門口，手機亮了一下。女朋友發來一條消息：“晚上回來吃嗎？”
我在路燈下站住，打字：“回來了。今天不加班。”想了想，又把“今天不加班”刪掉了，重新打了四個字：“在路上了。”
發出去。屏幕暗下去。
門口有一棵香樟樹，這個季節葉子還綠得發沉，風一翻，沙沙沙。我在樹下站了片刻，跺了跺鞋底的灰，拉開門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