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媽叫陳金枝，出生在1957年9月9日。她的襁褓歲月撞上了大饑荒，剛要懂事的年紀又趕上了世道動蕩，等她長到該揣著夢的少女時節(jié)，現(xiàn)實的手早把所有多余的念想都攥緊了——她沒工夫做夢，只能彎腰接住生活砸過來的每一份重量。
外公陳同彬原本是小縣城里的人武干部，后來調去鄉(xiāng)下當了小學老師。阿媽在姊妹弟兄里排行第二，上頭一個姐姐，下頭一個弟弟，后面又添了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天生性子倔，不肯輕易服軟，家里人半開玩笑說，這股不肯轉彎的勁兒，倒真應了“老二”的脾性。這個七口之家的日子，大半都拴在外婆身上，往后我得好好說說她。
1971年，小舅舅落地啼哭的那一刻，這個家就湊齊了七張嘴。全家的生計全靠外公每月三四十塊的工資撐著，一家七口人擠在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老房子里，轉身都要碰著胳膊肘。十四歲的陳金枝沒半點猶豫的余地，書包剛放下，就成了家里頂上去的半個勞動力。少女的夢還沒來得及在心里描出半分輪廓，就被生活的潮水悄無聲息地卷走了。
那是個連人都填不飽肚子的年月，家家戶戶卻都得養(yǎng)豬。阿媽家那巴掌大的屋子，偏生樣樣都全：豬欄挨著鍋灶臺，大通鋪擠著半大的孩子，五斗柜磨得發(fā)亮，八仙桌缺了個角也照樣用。人和豬在同一個屋檐下討生活，談不上什么講究，只知道人可以先餓會兒，豬是萬萬不能餓著的。從十四歲那年起，少女陳金枝常常自己空著肚子，攥著鐮刀往野地里鉆，腰彎成一張弓，割回滿滿一筐帶著露水珠的豬草。喂完豬還要往山上爬，把捆得扎扎實實的柴禾一步步背下山，田埂上的活計她也樣樣不落：彎腰除草、下水插秧、弓背割稻，全是和她年紀不相稱的重活。
那時候外公在鄉(xiāng)下教書，不是每周都能趕回家；外婆帶著大阿姨出門做裁縫，也常常整日不在家。十四歲的她，就成了這個家臨時的“主心骨”。要顧著自己的溫飽，要守著欄里的豬，更要把弟弟妹妹都照料妥當。多數(shù)時候她背上還馱著剛會哭的小舅舅，手底下卻一刻不停：生火做飯、拌豬食、下地、搓洗衣服，還要盯著大舅舅和小阿姨寫完作業(yè)，把他們的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放在今天，這幾乎是讓人不敢相信的事，可當年的阿媽，就是踩著這樣的日子，一步步熬了過來。
阿媽這輩子很少提起她的少女時代，更沒說過她曾有過什么夢想。從那些壓得人直不起腰的日子里就能看出來，她的青春根本騰不出半塊空地來安放夢想。每一天的日子都被柴米油鹽、豬草和山路塞得滿滿當當，連喘口氣的間隙都少得可憐。就算她曾在某個割豬草的午后，望著遠處的云閃過一星半點關于未來的念頭，那些念頭也早**復一日的勞作碾得七零八落，從來沒能拼成過一個完整的模樣。
日頭剛爬過對面山尖，陳金枝就把剛滿周歲的小舅舅用舊布兜牢牢綁在了背上。布兜是外婆用改小的舊裁縫鋪邊角料縫的，洗得發(fā)白，邊緣起了一圈軟毛，貼在背上不磨人，卻把小舅舅的重量扎扎實實壓在了她十四歲的脊背上。
她攥著磨得發(fā)亮的鐮刀，腰彎成一道緊繃的弧線，指尖剛掐住一把帶著晨露的豬草，背上的小舅舅就哼唧起來，小拳頭一下下砸在她后頸窩。她不敢直起腰，怕晃得太厲害把孩子晃醒，只能側過半邊肩膀，用臉頰輕輕蹭蹭小舅舅的小手，嘴里小聲哄著：“阿弟乖，阿姐割完這筐草，就給你掏兜里的烤紅薯吃。”
田埂邊的草葉上全是露水，沒一會兒就把她的褲腳浸得透濕，涼絲絲地貼在小腿肚上。她的布鞋踩進軟泥里，陷下去半個鞋幫，***的時候鞋底沾著厚厚的黑泥，每走一步都沉得像墜了塊石頭。筐里的豬草慢慢堆高，她的腰也彎得更久，后背上的小舅舅漸漸沒了動靜，小腦袋歪在她肩窩上，呼吸軟乎乎地噴在她頸側，睡著了。
她直起腰的瞬間，后腰傳來一陣鉆心的酸麻，像是有無數(shù)根細針在扎。她扶著鐮刀柄緩了好一會兒，抬手抹了把額頭上的汗，指尖蹭到額前的碎發(fā)，才發(fā)現(xiàn)汗珠子順著鬢角往下淌，滴進泥地里，砸出小小的濕痕。筐里的豬草已經(jīng)冒了尖，她試著往背上一扛，筐沿剛好卡在她的肩膀和那捆舊布兜之間，剛好不蹭到背上睡著的小舅舅。
往家走的路上，她路過村頭的小學。教室里傳來孩子們念書的聲音，朗朗的，像風拂過曬谷場上的竹梢。她的腳步慢了半拍，眼睛往那扇開著的木窗瞟了一眼——靠窗的空位置上，擺著半塊用鉛筆頭寫滿字的石板，旁邊放著個掉了漆的鐵皮文具盒。
她只站了短短兩秒，就趕緊把目光收了回來。背上的小舅舅動了動，筐里的豬草往下滑了滑，她伸手扶了一把，重新把筐繩往肩膀上勒緊了些。日頭漸漸升高，把她的影子縮成小小的一團，貼在發(fā)燙的土路上。她沒再回頭，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褲腳滴下的水痕，在身后的泥路上留下一串淺淺的腳印，很快就被曬得發(fā)蔫的草葉蓋住了。
推開家門的時候，豬欄里的豬正餓得直哼哼。她小心翼翼把背上的小舅舅解下來，放在大通鋪鋪著舊棉絮的角落，轉身就拎著滿滿一筐豬草往灶屋走。鍋里的水已經(jīng)燒得冒了熱氣，她添上兩把柴，把豬草倒進大鍋里，木鏟在鍋里攪動的時候，她忽然想起剛才在小學窗邊瞟到的那半塊石板，指尖在木鏟柄上輕輕蹭了蹭——那上面的鉛筆字，她其實也認得幾個。
可沒等那點念頭在心里多停一會兒，大通鋪上傳來小舅舅的哭聲，隔壁屋的大舅舅也舉著寫了一半的作業(yè)本跑過來，仰著腦袋喊她“二姐，這道算術題我不會”。她趕緊把木鏟往鍋邊一靠，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轉身就往鋪邊跑，剛才那點閃進來的細碎念想，像被風刮走的草葉，轉眼就沒了蹤影。
那天傍晚，陳金枝去村頭代銷點打醬油，柜臺上擺著一捆用牛皮紙扎著的鉛筆，筆桿漆著鮮亮的湖藍色，頂端還嵌著一小塊銀閃閃的橡皮。她的目光在那捆鉛筆上停了好久，指尖在補丁摞補丁的褲兜里反復摩挲，最后還是把攥了半天的五分錢遞了出去——那是她攢了半個月，準備換根新鐮刀繩的錢。
她把鉛筆揣在最貼身的衣兜里，走路都特意放輕腳步，生怕那點脆生生的藍漆被蹭掉。回到家先把豬喂完，把弟弟妹妹哄到大通鋪上躺好，等灶膛里的最后一點火星暗下去，她才摸出藏在衣縫里的鉛筆，又從灶邊撿了塊平整的碎瓦片，蹲在八仙桌的陰影里，借著窗外漏進來的月光，在泥地上一筆一劃寫自己的名字：陳、金、枝。
她寫得很慢，每一筆都要在心里先默念好幾遍，字歪歪扭扭的，像剛從土里鉆出來的小芽，卻一筆一劃都寫得格外認真。這幾個字是她之前趴在小學窗外，跟著教室里的孩子念了無數(shù)遍，偷偷在心里描了無數(shù)次才記住的。寫滿了半塊泥地，她就用鞋底輕輕蹭掉，再重新寫，直到指尖被鉛筆芯染得發(fā)黑，直到后背上忽然傳來一陣*意——是小舅舅沒睡穩(wěn)，小腳丫隔著薄布蹭在了她的后背上。
她嚇得渾身一僵，趕緊把鉛筆攥進手心，回頭看了一眼大通鋪，幾個孩子都裹著舊被子睡得正沉，小阿姨的辮子散了半根，搭在枕頭上。她松了口氣，卻沒敢再接著寫，把那支湖藍色的鉛筆用舊布片裹了三層，悄悄塞進五斗柜最底層的一個空火柴盒里，壓在了外婆沒做完的裁縫襯布下面。
之后的好幾天，她每天都要趁著沒人的時候，偷偷把火柴盒摸出來看一眼。鉛筆尖被她削得整整齊齊，藍漆一點都沒掉，頂端的小橡皮還干干凈凈的。她有時候會想，要是自己還在上學，這支鉛筆就能用來在作業(yè)本上寫字，就能在石板上畫山那邊的云，就能把那些沒說出口的念頭，一個一個都落在紙上。
可沒等她把這些念頭攢成完整的句子，變故就來了。那天外婆帶著大阿姨從外面做裁縫回來，收拾五斗柜的時候，順手把那盒舊襯布拿出來抖，那個藏在底下的火柴盒“啪嗒”一聲掉在地上，裹著的舊布散開，那支湖藍色的鉛筆滾了出來。
外婆撿起鉛筆，眉頭皺了起來：“金枝，這鉛筆哪來的？家里錢要留著打油買鹽，你亂花什么？”
她站在灶屋門口，指尖攥著圍裙邊，臉漲得通紅，半天說不出話。她不敢說這是用買鐮刀繩的錢換的，不敢說自己想寫字，不敢說那天在小學窗邊站了兩秒的事——在連飯都未必能吃飽的日子里，“想寫字”這三個字，太奢侈了，奢侈得像偷來的。
最后那支鉛筆被外婆拿去給了剛上小學的大舅舅。她看著大舅舅攥著那支鮮亮的藍鉛筆，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寫自己的名字，筆尖劃過石板發(fā)出沙沙的輕響，她站在門檻邊，手里還攥著剛換好的、粗粗的新鐮刀繩，忽然就覺得鼻子有點發(fā)酸。可她沒哭，轉身就拎起墻角的豬草筐，往門外的野地里走了。
那天她割的豬**往常都多，筐裝得冒了尖，壓得肩膀發(fā)疼。風從田埂上吹過來，帶著遠處小學里飄來的歌聲，她低著頭，鐮刀一下下劃過草葉，把那些剛冒頭的、關于鉛筆和字的細碎念想，和豬草一起，輕輕割進了筐里。
后來她再也沒買過屬于自己的鉛筆。只是很多年以后，她教我寫名字的時候，握筆的姿勢格外端正，指尖捏著筆桿的力度，像在攥著什么很久以前就沒敢松開的東西。我小時候總覺得奇怪，沒上過幾天學的阿媽，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寫得那么穩(wěn)，那么有力，每一筆都沉得像落在了日子里。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在那個舊五斗柜的縫隙里，摸到了一點淡藍色的鉛筆漆碎屑，小小的，嵌在木頭的紋路里，像一顆被歲月藏起來的、沒來得及發(fā)芽的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