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當傻子送走那年，我拿了全國第一
三歲被親媽親手測出"低智"扔到鄉下，十年后我拿了全國數學競賽滿分第一。她在全國鏡頭前跪下來求我改口——我當著所有記者，復述了一句她當年親口說過的話。
"這個孩子，就當沒生過。"
我媽摘下金絲邊眼鏡，把韋氏幼兒智力量表的報告單放在桌上。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語氣跟宣布一個病人腦死亡沒有任何區別。
那年我三歲，正坐在協雅醫院神經內科測評室的小椅子上。兩條腿太短，夠不到地面，在椅子邊緣晃來晃去。房間里的日光燈管嗡嗡響，面前的桌面上擺著積木、圖片卡、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塑料玩具。
我哥沈知舟剛做完測試，148分。我媽摸了他的頭，難得笑了一下。
輪到我的時候，我已經快十個小時沒吃東西了。
前一晚我媽專門打電話回家，讓保姆"別給妹妹吃早飯，空腹測試更準"。保姆照做了。三歲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空腹測試，只知道肚子一直在叫，眼前的東西一會兒清楚一會兒模糊，那個穿白大褂的女人——我媽——嘴巴一張一合，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
"沈知漁，把積木按顏色分開放。"
我盯著那堆積木看了好幾秒，才慢慢伸出手。手太小，積木攥不太穩，掉了兩次。
我媽在記錄表上寫了什么，眉頭皺了一下。那個皺眉的動作很小，但我記住了。三歲的孩子能記住的東西不多，能記住的往往都是不該記住的。
整個測試持續了四十分鐘。到后半段我已經完全坐不住了，腦袋一點一點往下栽。我媽沒有停，也沒有問我要不要喝水。她把每一項都測完，最后在總分那一欄寫下了一個數字。
71。
診室里安靜了三十秒。
然后她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動作很慢，像是在整理思路。接著她轉向站在門邊的我爸，說了那句我此后十幾年反復想起來的話：
"這個孩子，就當沒生過。明天送安徽，跟我媽說清楚——別讓她跟任何人提孩子的來歷。"
我爸沒吭聲。他從來都不吭聲。
當晚，我被裹在一件大人的羽絨服里，塞進了一輛黑色轎車的后座。開車的是我爸的司機，副駕駛上坐著剛從安徽歙縣趕過來的奶奶。
奶奶那時候六十八歲。她一個字都不認識。她把我從后座抱起來的時候，羽絨服從我身上滑落，露出瘦得能數出肋骨的小身板。她愣了兩秒，然后把我整個人裹進了她的棉襖里，貼著她的胸口。
她的胸口很熱。有一種茶葉和柴火混在一起的味道。
車發動了。北京的燈光在車窗外一格一格往后退。我迷迷糊糊睡著又醒來，每次在迷糊之間都能聽見奶奶在耳邊念同一句話。
"別怕，奶奶要你。別怕，奶奶要你。"
她說了一路。八個小時。
后來我才知道，我媽對外宣稱的是——龍鳳胎中女孩出生時缺氧窒息，沒有存活。她在單位、在朋友圈、在所有社交場合，都只說"我兒子沈知舟"。至于沈知漁這個名字，像一份封存的病歷一樣被鎖在了檔案柜最底層。
那一年北京深秋的梧桐葉鋪了滿地，我從北京被連根拔起，移植到了黃山的石頭縫里。
奶奶說，石頭縫里長的樹，根最深。
歙縣下面的村子叫石潭村。從縣城坐中巴車到鎮上，再走四里山路上來，村口一棵***的老樟樹遮天蔽日。奶奶家是樹底下那棟灰瓦白墻的老房子，堂屋里供著爺爺的遺像，廚房燒柴火灶，**在后院，洗澡要自己燒水倒進大木盆。
我三歲到八歲，就在這個村子里長大。
村里的孩子不跟我玩。一開始我不知道為什么，后來上了村小才知道——"北京不要的傻子"，這個字比我自己的名字傳得更遠。
村小在一座矮坡上，三個年級擠一間教室，一個老師教所有課。老師姓汪，五十多歲，村里人都叫他汪老師。汪老師第一天看見我就皺眉頭，大概是因為奶奶繳學費的時候掏出來的全是皺巴巴的毛票和硬幣，數了五分鐘才數夠一百二十塊。
"坐最后一排吧。"汪老師說。
我抱著奶奶縫的書包，走到教室最后面靠墻的位置坐下。桌面上刻滿了字——"**到此一游""***""我是豬"——還有幾個歪歪扭扭的數學算式。
我用手指順著那些算式描了一遍。3+5=8。7-2=5。都是正確答案。
真正的麻煩從二年級開始。
那天考數學。卷子是汪老師自己出的，簡單到只有加減法。我用了二十分鐘做完全部題目，檢查了兩遍，然后把卷子翻過來放在桌上。
坐在我前面的男生叫周浩，比我大兩歲，留級生。他趁汪老師出去抽煙的工夫，轉身一把抽走了我的卷子，塞進了自己的抽屜里。
"你干嘛？"我說。
"傻子又不用**。"周浩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顆的門牙，"反正你也考不及格。"
旁邊幾個男生跟著笑。有人學我說話——我說話慢，從小就慢，因為小時候沒人陪我說話，奶奶話也不多，我習慣先在腦子里想清楚了再開口。他們管這叫"傻子打嗝"。
我沒哭，也沒去搶。我坐在那里想了大概三秒鐘，然后從書包里掏出一張新的草稿紙，把剛才做過的題目一道一道重新寫上去。
每道題都寫了，包括最后一題的兩種解法。
汪老師回來收卷子的時候，周浩抽屜里那張卷子還在。我把我重新寫的那張紙遞上去。
"你的卷子呢？"汪老師看著那張草稿紙。
"被周浩拿走了。"我說。
周浩立刻叫起來："我沒拿！她自己沒寫，賴我！"
汪老師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周浩一眼。最后他把我的草稿紙收走了，什么也沒說。
第二天發卷子。汪老師念分數，周浩得了四十二分。念到我名字的時候他頓了一下。
"沈知漁，九十八。"
教室里安靜了一瞬。汪老師又說："扣了兩分，因為你不是寫在卷子上的。下次注意。"
周浩回頭瞪了我一眼。下課的時候他故意撞翻了我的凳子，我的膝蓋磕在桌腿上，青了一大塊。
回家路上奶奶看到了我膝蓋上的淤青。
"摔的？"
"同學撞的。"
"哪個同學？"
"周浩。"
奶奶沒說話。第二天早上她送我去上學，在校門口等到周浩來了，走過去站在他面前。奶奶個子不高，比周浩高不了多少，但她站在那里不動，眼睛直直地盯著周浩的臉。
"你再碰她一下試試。"
聲音不大。周浩臉白了。
此后周浩再也沒有撞過我。但"傻子家里有個瘋奶奶"的說法在村里傳開了。
村里人勸奶奶："趙桂蘭，一個傻子你費那個勁干嘛？讀書有什么用？早點在家幫你摘茶葉不好？"
奶奶每次都是同一句話："我孫女認字比我多。"
這句話她說了一整個小學。一年又說一年。不管別人怎么搖頭、怎么笑，她的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
那時候我開始在本子上畫一些奇怪的東西。
不是畫。是一行一行的數字。
2，4，6，8，10。
然后是：2，6，12，20，30。
再然后是：1，3，6，10，15，21。
我不知道這叫等差數列。我只是覺得數字之間有一種我說不清楚的規律，就像石頭扔進水里，波紋一圈一圈往外推，每一圈和每一圈之間的間距是固定的。不是誰教我的——就是有一天我蹲在地上看奶奶剝豆子，一顆一顆排成行，突然就覺得"數字也應該是這樣"。
我開始在本子上寫滿這些數字。翻過來寫，寫完了再買一本新的。奶奶不知道我在寫什么，但她每次趕集都會給我帶一個本子回來，最便宜的那種，五毛錢一本，紙薄得能透過背面的墨跡看清背面的字。
我到很久以后才明白——奶奶不識字，但她認得"寫"這個動作。她孫女在寫東西，在動腦子。這就夠了。
十歲那年的秋天，村里來了一個老頭子。
個子很高，背微微有點駝，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口袋里插著一支鋼筆。他拄著拐杖從村口老樟樹底下走過，身后跟著實驗小學的陳校長。
"**，這邊走，村小就在坡上。"陳校長拎著兩箱牛奶，一邊爬坡一邊喘。
"你慢點，我這條老命還得留著吃藥。"**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往上挪。
那年**七十一歲，剛從合肥回歙縣老家養病。冠心病，醫囑說"不宜勞累，不宜激動"。他在中科大教了三十多年數學，手底下帶出來的博士比一個排還多。退下來以后身體撐不住了，子女都***，就一個人回老家住。
陳校長是他老相識，知道他閑不住，半哄半勸地把他拉來村小代幾節數學課——"就當散心，一周兩節，不累。"
**代的第一節課，正好是我所在的年級。
他在黑板上出了十道題，說是摸底測驗，看看孩子們底子怎么樣。題目不復雜，基本的口算和簡單的應用題。
我用十分鐘做完了正面。然后我翻了卷子，在背面寫了起來。
不是我故意要在背面寫。是正面的空白不夠。
我一層一層往下推——從最簡單的加法推出乘法，從乘法推出平方，從平方推出二項式展開，從二項式展開推出因式分解。有的推導繞了彎路，有的完全是錯的，但每一層都是我自己想的。就像蜘蛛結網，從第一根絲開始，一圈一圈往外繞。沒有人告訴過我這個東西叫"因式分解"，我只知道"把一堆乘在一起的式子拆回原來的樣子"。
**在教室里來回走著，走到我身后的時候停了下來。
他站了很久。
我感覺到背后有人，但沒回頭。我正在想一個卡住的地方——(x2-y2)到底能不能拆成(x+y)乘以什么？如果x=5，y=3，那25-9=16，16可以寫成4×4，也就是……不對，還差點東西。
我在那兒推了半天推不出來，急得拿鉛筆頭戳橡皮。
一只手從后面伸過來，指尖點在紙面上——手指很長，關節粗大，是指了一輩子黑板的那種手指。
"試試改成(x2+xy-xy-y2)，添一項減一項。"
我順著這個思路往下推，一下子就通了。
"拆開就是(x+y)(x-y)。"我脫口而出。
說完我才回頭。一個白發老頭居高臨下地看著我，眼鏡片后面的眼睛很亮，像冬天河里結了冰但底下還有魚在游。
"誰教的？"他問。
"沒人教。"
"這些推導——"他手指在卷子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上劃了一道，"都是你自己想的？"
"嗯。"
"從什么時候開始？"
"八歲。不對，可能七歲半。記不太清了。"
**把眼鏡摘下來，用袖口擦了擦。他的手指在微微發抖。后來我才知道那一天他的醫囑上赫然寫著八個大字——不宜勞累，不宜激動。
他顯然沒管。
下課以后，**讓汪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那是教室旁邊一間更小的屋子，一張破桌子，一把藤椅，地上堆著過期兩年的教輔書。
**從口袋里掏出一支鋼筆，翻開一個沒寫過的本子，在上面飛快地寫了三道題，推到我面前。
"做做看。"
我低頭看題目。
第一道：已知a3+*3+c3-3a*c=(a+*+c)(a2+*2+c2-a*-*c-ca)，求證。
第二道：求12+22+32+……+n2的通項公式。
第三道：證明根號2是無理數。
這三道題放到高中競賽里都算中等難度。十歲的我一道都沒見過。
但我沒被嚇住。因為我不知道它們有多難。一個沒見過"難"的孩子，不會覺得"難"。
我拿起筆開始做。
第一道用了展開再合并的方法，推了十五分鐘，等式兩邊對上了。第二道我卡了很久——"通項公式"這個詞我沒聽過，**解釋了一下，說"你找規律就行"。我盯著數列看了五分鐘，突然想到可以寫成三角形數陣再求和，推導出一個帶分數線的式子。**看了一眼，眉毛揚了一下——那個式子和標準答案長得不一樣，但等價。
第三道我用反證法。在一本破舊的數學科普書上看到過類似的思路。
三道題全做對了。
用時四十八分鐘。
**坐在藤椅上，盯著那張紙看了很久。辦公室里只有墻上那只老掛鐘在滴答滴答地響。
然后他站起來，拄著拐杖走出了辦公室。
"你在這兒等我。"他說。
他去了整整四十分鐘。
后來陳校長告訴我，**拄著拐杖從村小走到奶奶家，四里山路，走走停停，花了一個多小時。到的時候臉色發白，把拐杖往門框上一靠，對著正在院里曬筍干的奶奶說了三句話。
第一句："你家孩子不是傻子。"
第二句："她是天才。"
第三句："你讓我帶她。"
奶奶后來跟我復述這個場景的時候，把手里正擇的豆角往盆里一扔："我當時想，這老頭是不是腦子有毛病？我孫女當然不是傻子，還用他告訴我？"
但奶奶沒有拒絕。她雖然不識字，但她分得清什么人是"先生"。**說話的方式、看人的眼神、口袋里的鋼筆，都讓她想起村里老輩人說的那種"有學問的人"。
"我孫女是塊好料子，你們城里人總算有一個長眼睛的了。"奶奶說。
從那天起，**每周來村里給我上課。
沒有教材，他自己編。沒有習題，他手寫。他把中科大少年班的預備課程重新整理，砍掉超出我認知范圍的部分，保留數學直覺和邏輯推演的核心。他教我的方式很特別——從來不先講公式。先把現象擺出來，讓我自己找規律，找到了再把定理拿出來："你剛才發現的東西，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叫……"
這種感覺很奇怪。你在荒地里自己走出一條路，突然有人告訴你——三百年前牛頓也走過這條路。
兩年里，我學完了初等代數、平面幾何、初等數論、組合數學的基礎部分。不是"知道公式怎么用"，是"知道這些東西是怎么被想出來的"。
十二歲那年，陳校長幫我以歙縣實驗小學的名義報了名，參加安徽省小學數學競賽。
報名的時候出了一點麻煩。縣教育局有人打電話來問："沈知漁的學籍在村小，不能以實驗小學名義參賽。"陳校長壓著話筒說了一句："你先讓她考，有事考完再說。"
后來我才知道，這通電話的背后是林婉清——我媽——通過省教育廳的關系給縣教育局遞了話。她不知道從什么渠道得到了消息，知道有一個"歙縣實驗小學的沈知漁"報名了省賽。這個名字刺激了她。
但陳校長扛住了。
"一個孩子考個試，礙著誰了？"他后來在辦公室里跟我說，"你只管考你的，別的別管。"
比賽在合肥。
全省三千多名選手，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卷子發下來的時候我有點緊張——不是怕做不出來，是怕時間不夠。結果我用了規定時間的三分之一就做完了。
剩下的時間，我在草稿紙上推了三道題——不是卷子上的，是我自己給自己出的。
成績出來那天，陳校長接到了省競賽委員會的電話。他掛了電話以后在辦公室里坐了整整五分鐘沒有說話。然后他打給了**。
"**，滿分。全省第一。"
**在電話那頭笑了笑，掛了電話以后吃了一顆速效救心丸。
《安徽日報》教育版登了一張照片——我在領獎臺上，穿著奶奶連夜趕做的紅棉襖，個子比旁邊領獎的孩子矮整整一個頭。標題是《歙縣鄉村女孩全省數學競賽滿分奪冠》。
陳校長把報紙復印件寄了一份給奶奶。奶奶不識字，讓陳校長念給她聽。聽完了，她把報紙疊好，壓在了枕頭底下。
那張報紙壓了三年。
枕頭底下，***枕頭。
她從來沒給我看過。
我是后來搬家的時候翻到的。
林婉清是在同事的手機上看到那條新聞的。
協雅醫院神經內科午休時間，值班室里幾個年輕醫生在刷手機。一個住院醫師把鏈接轉發到了科室微信群里："主任，你看這個歙縣的小女孩，數學競賽全省滿分，跟你一個姓呢。"
林婉清點開鏈接。
照片加載出來的瞬間，她的臉在三秒之內失去了全部血色。她把手機放到桌上，站起來，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關上了門。
沒有人知道她在里面待了多久。出來的時候，她的口紅重新補過，白大褂上沒有一絲褶皺。但她的助理后來跟別的護士說，那天下午林主任簽字的時候，筆戳穿了三張處方的紙。
林婉清在同一天啟動了三件事。
第一件：通過省教育廳的關系，以"學籍異常"為由正式要求取消沈知漁參加全國初中數**賽的資格。理由是——該生在村小就讀，以實驗小學名義參賽，程序嚴重違規，成績應作廢。
第二件：在幾個教育論壇和社交媒體上匿名發帖。"據知**士透露，歙縣某滿分學生的試卷實為退休教授代筆，鄉村小學為拿榮譽集體造假"。帖子不提名字，不提供證據，只說"相關情況正在調查中"。她不需要證據，只需要把"造假"兩個字扔進水里，漣漪就夠淹死一個鄉下孩子。
第三件：她親自打了一個電話。
打電話的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半。奶奶已經睡了，我還沒睡，趴在桌上做**留下的習題。***老式按鍵手機突然響了，鈴聲大得像警報。
奶奶接了。
"桂蘭。"林婉清的聲音從聽筒里漏出來，隔著兩米我都聽得見那個冷淡的調子，"我長話短說。省賽的事情我知道了。讓她老實待在鄉下就行，別再出來丟人。你敢讓她來北京——"
她停了一拍。那個停頓比話本身更冷。
"我就讓你兒子跟你斷絕關系。我說到做到。"
我***兒子，是我爸。她這輩子最怕的不是窮、不是累、不是村里人笑話，是兒子不認她。林婉清知道這一點。
奶奶掛了電話。
她把翻蓋手機合上，放在桌上。然后她走到灶臺邊，把晚上剩的半碗紅薯粥熱了熱，端到我面前。
"趁熱喝，涼了胃疼。"
"誰打的？"我問。
"打錯了。"奶奶說。
她轉身去洗碗。背對著我的時候，她用袖子抹了一下臉。動作快得幾乎看不見。
我一直以為她是擦汗。
十二歲的我坐在小板凳上喝紅薯粥，**布置的那道理論難題還沒解出來，腦子里全是輔助線。輔助線的畫法有十七種，我正在一一排除。
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個"打錯了"的電話來自北京。
也沒有注意到奶奶枕頭底下多了一張報紙。
北京。與此同時。
沈知舟跪在客廳的地板上。
木地板，沒有鋪地毯。他已經跪了快兩個小時，膝蓋從酸痛變成刺痛再變成麻木，現在是麻木的第三層——小腿也開始失去知覺。
林婉清坐在沙發上，面前的茶幾上攤著他的期中**成績單。
年級第三。
"第一的肖然比你高幾分？"
"七分。"
"七分。你知不知道七分在中考里意味著什么？"
沈知舟不說話。他低著頭，盯著木地板上的一個疤。那是被他的訂書機砸出來的，在茶幾腿旁邊，很小，不跪在這里盯著看根本注意不到。
"我每天五點起來給你做營養餐。晚上十二點等你做完所有卷子才睡。周末四個輔導班。寒暑假全部排滿。**的公司每年拿二十萬出來給你請私教。你考第三。"
林婉清的語氣平穩得像在做病例分析。
"你對得起誰？"
沈知舟不說話。
"跪著想。想清楚了再說。"
林婉清站起來走進書房，關上了門。
客廳安靜了。只有墻上的石英鐘在走。
沈知舟慢慢把袖子擼上去。手臂內側排列著五六道已經愈合的疤，白得像被尺子畫出來的直線。最新的一道是三天前的，結的痂還沒掉。
他看著那道最新的疤，像在看一道反復做卻始終解不開的數學題。
然后他把袖子拉下來，繼續跪著。
他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妹妹。不知道他妹妹剛拿了全省奧賽滿分第一。不知道**剛剛打電話威脅了那個素未謀面的妹妹的奶奶。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和那個被扔掉的女孩子其實是同一道題的兩個解——一個被扔在石頭縫里長成了樹，一個被鎖在籠子里修剪成**。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考了第三就要跪。
**在電話里和陳校長吵了快二十分鐘。
"省廳說學籍有問題，不給報名。放屁！小學生競賽要什么學籍？你見過哪個小學數學競賽查學籍的？"
陳校長在電話那頭壓著火氣："背后有人。林婉清——就是知漁那個媽——在省廳有關系。人家擺明了要按住她，不讓她進全國賽。"
"按什么按？"**的聲音拔高了兩度，"她一個神經內科的，手伸到教育系統來了？她當全國的教育系統是她家開的病房？"
陳校長沉默了兩秒："**，你得認一個現實。林婉清在北京協雅是主任、博導，在學術圈的關系網我們想不到的多。她要是鐵了心要廢掉一個孩子的競賽名額，縣教育局擋不住。"
"擋不住也得擋。"
**掛了電話，坐在藤椅上，胸口一起一伏。他閉了一會兒眼，然后睜開，拿起手機撥了一個合肥的號碼。
"喂，老周。是我，徐鶴年。"
電話那頭是中科大數學院的周院士，六十五歲，**當年帶的第一屆博士生，現在是中科院院士、全國數學競賽組織委員會的核心成員。
"徐老師？你身體怎么樣？好久沒聯系了——"
"身體還行，死不了。"**打斷他，"我找你辦件事。"
他把沈知漁的情況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從村小摸底測驗，到卷子背面那些自創的推導，到省賽滿分第一，到學籍被人卡住。
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陣。
"徐老師，你說的這個孩子——真的是你自己發掘的？"
"廢話。我教了她兩年，手把手帶的。她是那種——"**頓了一下，在找準確的表述，"她看到數字的反應跟普通人看到顏色的反應一樣。不是算，是直接看到。這種直覺我教了三十多年書只碰到過兩個。前一個是零八年拿菲爾茲獎那個華裔，十二歲我才見到，已經成型了。這個孩子，我從零開始帶的。"
又一陣沉默。
"老周，你當年讀博士第一年，那篇退稿三次的論文，是誰一筆一劃給你改了**遍的？"
"徐老師，您別來這套。"
"我就問你幫不幫。"
"幫。"周院士的語氣變了，"我通知競賽委員會，這個孩子的參賽資格保留。學籍的事讓他們走程序，程序走完之前誰也不能取消她的名額。"
"幾天？"
"四十八小時內解決。"
"好。"**掛了電話。
然后又打給陳校長："老陳，省廳那邊你不用管了。你明天帶著報紙和知漁的全部競賽檔案，直接去省教育廳，找他們的分管副廳長。你就坐他辦公室門口，他不給你蓋章你就別走。"
"**——"
"我當年就是這么帶你的。你現在去教別人。"
陳校長掛了電話。第二天早上坐了第一**途汽車去合肥。
在省教育廳的走廊里等了三個小時，終于見到了分管副廳長。他把沈知漁的檔案一份一份攤在桌上——小學六年的成績單、省賽滿分試卷復印件、《安徽日報》的報道、**親筆寫的推薦信。
"領導，您看看。這個孩子如果因為學籍異常不能參賽，這不是程序正義。這是——"他咬了咬牙，"**。"
副廳長看完了全部材料。然后他在陳校長帶來的申請表上蓋了章。
"讓孩子好好考。"他說。
全國初中數**賽的前一天晚上，**敲開了奶奶家的門。
"趙大姐，明天一大早去合肥的大巴，兩張票。"
"兩張？"奶奶愣了一下，"知漁一個人去不就——"
"你也去。"
**把兩張車票拍在桌上。然后他看著***眼睛說了一句話：
"那個姓林的女人明天也會去。她去賽場堵知漁。你去了，站在外面讓她看看——這孩子不是沒人要的。"
奶奶看了看車票，又看了看里屋正在收拾文具的我。她什么也沒說，轉身去灶房把剩下所有的筍干都裝進了一個布袋子里。
"帶合肥去賣，能多賣幾塊錢。"她說。
第二天早上五點，大巴車載著我們往合肥開。奶奶坐在靠窗的位置，懷里抱著那袋筍干，一路上一句話都沒說。
到了合肥賽場門口，人山人海。全省各地來的考生和家長把學校大門堵得水泄不通。奶奶牽著我的手往里擠，突然一個穿白大褂的女人從人群中走出來，擋在我們面前。
林婉清。
她說她是來合肥參加"醫學交流會議"的。白色襯衫，黑色西褲，頭發梳得紋絲不亂。協雅的胸牌別在左胸。
她看都沒看奶奶。她的眼睛只盯著我。
"沈知漁。"
聲音跟電話里一模一樣。平淡。冷靜。像在下診斷。
"你要是進去，你這輩子就別想再見到***。"
這句話說得不重，周圍人不一定聽得懂。但我聽懂了——她拿奶奶威脅我。她不威脅我，她威脅我唯一在乎的人。
我看著她。
十二年了我第一次正面看這個女人的臉。她的五官和我有三分像，但眼睛里面沒有一點我認識的東西。沒有憤怒，沒有緊張，甚至沒有惡意。就是一片干干凈凈的空白。你一拳打過去會直接穿過她，打不到任何實體。
然后我張嘴說了兩個字。
"讓開。"
沒有多余的音節。沒有憤怒的顫音，沒有委屈的鼻塞，沒有"你當年憑什么拋棄我"，也沒有"你現在憑什么威脅我"。
奶奶在我身后攥緊了我的手。***手在發抖。
但我沒有發抖。
林婉清的眼睛瞇了一下。那個表情我想了很久才找到合適的詞——不是憤怒，是困惑。像一道她解不出來的題。一個被她判了71分的孩子，應該哭，應該躲，應該害怕。但眼前這個女孩子說了"讓開"，用的是她這輩子最熟悉的語氣——冷靜、簡潔、不容置疑。
跟她自己的語氣一模一樣。
我從她身邊走過去。肩膀離她的白大褂只有十厘米。經過的瞬間聞到了她身上的味道——消毒水加某種很淡的香水，干凈但刺鼻。
走進考場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
林婉清還站在原地，奶奶站在她斜后方兩米處。兩個女人中間隔著一個穿藍馬甲的志愿者。一個脊背挺拔，一個佝僂著腰懷里抱著一袋筍干。志愿者左看看右看看，滿臉困惑。
我沒再看第二眼。轉身走進了考場。
**鈴響之前三十秒，**拄著拐杖出現在奶奶身邊。臉漲得通紅，額頭上全是汗，中山裝最上面兩顆扣子解開了，喘著粗氣把拐杖往地上一頓："到了。人到了。"
奶奶扭頭看他："誰到了？"
**朝身后指了指。一輛銀灰色中巴車停在路邊，車門開著，中科大數學院的幾個老師正在下車。為首的周院士走過來跟**握手。
"徐老師。我們過來給競賽做技術仲裁。順便——"他看了奶奶一眼，"這位就是知漁的奶奶吧？孩子進去了？"
"進去了。"奶奶說。
"好。"周院士點點頭，在**旁邊站定。他沒有進去，就這么站在考場外面的馬路牙子上。
一群院士和教授就這么站了一圈。
林婉清站在斜對面，看到了這一切。她的嘴唇動了一下，像是在快速計算什么。然后她掏出手機，轉過身去打電話。
我后來才知道她打給了省教育廳幫她卡學籍的那個人，說"撤了，不用卡了"。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群中科院的人站在考場門口，意味著任何體制內的手段都已經失效。
但她沒有走。
考場里的燈管也是嗡嗡響。
跟我三歲那年協雅診室里的燈管一模一樣。日光燈管，帶鎮流器，一亮就嗡嗡嗡地叫，像一個永遠打不死的大蚊子。
我看著卷子。
七道大題，每道大題有若干小題。**時間一百五十分鐘。
第一道，代數，中規中矩。
第二道，幾何，輔助線七種畫法里的第三種。
第三道，數論。**講過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題，只是參數改了一個數。
**道——
做到**題末尾我抬頭看了一眼鐘。開考四十分鐘。大部分人應該還在第二題上掙扎。
第五道推到最后一步的時候，一個公式怎么都不對。我在草稿紙上推了四頁，終于發現推錯了一個**號。改掉之后整道題像拉鏈一樣從上到下依次對上了。
第六道。第七道。
全部做完的時候我看了一下時間。
六十七分鐘。
距**結束還有八十三分鐘。
我開始檢查。從頭到尾，一道題一道題。所有的計算都重新做了一遍。所有的推導都重新核實了一遍。
檢查花了三十四分鐘。
還剩四十九分鐘。
我把卷子翻過來，在背面空白處開始推一道題——不是卷子上的。是**上個月給我出的，關于費馬小定理的推廣。他當時說"這道題你暫時做不出來，留到大學再想"。
我覺得今天有空。
四十九分鐘以后**結束鐘聲響了。我把卷子正面朝上放在桌上。背面那道費馬小定理——依然沒推完。**是對的。
但我正面那七道題，全部做完了。而且我知道，每一道題的答案都是對的。不是"覺得"，是"知道"。
就像你知道2+2=4的那種知道。
成績公布用了三天。
這三天里奶奶在合肥一家小旅館住下了，五十塊一晚，公共衛生間。她把那袋筍干賣完了，換了四百三十塊錢。刨掉兩晚住宿費還剩三百三，她帶著我去合肥百貨大樓逛了一圈。
"你看上啥，奶奶給你買。"
我什么都沒看上。百貨大樓里的東西太亮了，亮得讓人睜不開眼。最后我在一樓文具柜臺看到一支自動鉛筆，墨綠色的外殼，握柄有一段橡膠套。十二塊。
"就要這個。"我說。
奶奶付了錢。她把找零一張一張疊好放進口袋。
第三天下午。成績公布。
全國初中數**賽，滿分一百五十分。
沈知漁：一百五十分。滿分。
全國第一。
賽會有史以來第一個滿分。
消息傳出來的時候，我和奶奶正在旅店里吃泡面。電視臺的記者先趕過來了，然后是一波又一波的報紙和網絡記者。旅店老板嚇壞了，說什么也不讓這么多記者擠在大堂——"我這兒還做生意呢！"
最后采訪定在了省教育廳的新聞發布廳。
我穿著那件紅棉襖去的。洗了三年，紅色褪成了灰粉色，袖口磨得起了毛邊。奶奶想給我買件新的，我說不用。就這件。
新聞發布廳里擺了三四排折疊椅，記者坐了二十多個。攝像機架了三臺。省電視臺的男***人站在臺側對詞。
我被領到臺上。臺上有一張長桌，鋪著白布，桌上放著一支話筒。我坐下，腳夠不到地面——跟十年前在協雅測評室一模一樣。
然后門開了。
林婉清走進來。她換了一身衣服——深藍色套裝，頭發盤起來了，化了淡妝。走進來的時候腳步不快不慢，臉上帶著一種訓練有素的微笑——不是面朝女兒的笑，是面朝記者、鏡頭、同行的笑。
她在臺下第一排最右邊的位置坐下。那個位置一半在鏡頭里一半在鏡頭外，選得很精準。
記者們——不知道是被誰通知的——很快就圍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