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八歲，入行十六年，手頭攢了七本工作筆記。
從第二本往后，都是市面上那種硬皮黑面的方格本，封皮磨白了就換新的。只有第一本不一樣——棕褐色牛皮面，左上角印著一行燙金小字“地質礦產部第三普查大隊“，底下是年份，一九九三。那是我師父退休前扔給我的，他說：“拿著，我這輩子就記了三分之一本，剩下的，你補上。“
我問他補什么。
他沒說。就拍了拍封皮，拎著他那個用了二十年的帆布包上了吉普車。車在砂石路上顛了一個彎就不見了，連揚起的土都沒來得及落下來。
那本筆記我至今沒寫滿。最后一條記錄停在十四年前，大興安嶺，孔號ZK-17，深度132.6米。那頁紙我只寫了半面，剩下的都空著。不是沒東西寫，是寫不下去。每次翻開那一頁，筆尖就懸在紙面上方，墨水干了又蘸，蘸了又干，最終還是合上本子，塞回背包最底層。
我是個鉆探工。
準確說，是鉆探高級工程師，地質礦產勘查專業，野外一線干了十六年。我的工作就是往地下打孔，把地層一層一層取出來看，像翻一本倒扣的厚書。深了說叫“揭示地球深部物質組成與結構“，說白了就是鑿窟窿，看里面有什么。
這些年我在東北的凍土上打過孔，在**善的**灘上打過孔，在太行山前的卵石層里打過孔，在川西褶皺山體的高壓巖層里打過孔，在云南喀斯特的溶洞頂上打過孔。最深的孔兩千三百米，最淺的不到五十米。取的巖芯加起來，能裝滿三個標準集裝箱。
每到一個新工地，我都在筆記本上記三樣東西：地層描述、鉆進參數、異常現象。
前兩樣是給甲方看的，規規矩矩，該寫多少寫多少。第三樣是給我自己看的——那些“不對勁“的東西。鉆速突然變了，返渣顏色不對了，孔里有聲音了，提鉆的時候鉆桿上沾了什么不該沾的東西了。這些我不會寫進正式報告里，只在筆記邊上畫個三角號，留兩行小字。
這么多年下來，三角號畫了幾十個。
每個三角號后面都是一個我當時沒法解釋、后來也沒再深究的事。不是不想深究，是工地上沒那個條件。鉆機一撤，人一走，那個孔就被灌漿封死了，所有證據都埋回地底下。唯一留下的，就是筆記上那兩行鉛筆字。
十四年前ZK-17那個孔，我畫了三個三角號。是七本筆記里最多的一個。
現在我在青峰嶺。
這是個深部詳查孔，設計深度一千二百米，開孔三個月了。甲方是省地勘院，要求高，每天取芯率不能低于百分之八十五。我每天提四次鉆，編錄四次巖芯，寫四頁筆記。一切正常，像過去十六年里的任何一次施工一樣。
除了兩件事。
第一件，昨晚提鉆的時候，孔底返上來的泥漿帶了點氣味——很淡，但我不可能認錯。十四年前在東北，ZK-17打到那個深度的時候，返上來的泥漿也是這個味道。陳舊、空洞、像打開了一扇很久沒人推過的鐵門。
第二件，今天早上我在巖芯箱里看到一塊碎石。巴掌大，花崗巖，取芯率正常，成色正常，只是它的斷面上有一個平整的切面。天然巖石不會崩出那么平的面。我的手指摸上去的那一刻，想起了十四年前那塊混凝土碎塊邊緣的觸感。
我沒跟機臺上的人說，只是把這塊石頭單獨裝了一個樣品袋，放進工具柜最里面。
晚上回到帳篷里，我把七本筆記全翻了出來。青峰嶺的地層柱狀圖攤開在行軍床上，旁邊擺著ZK-17那頁的復印件。我拿著鉛筆，把青峰嶺鉆孔設計剖面圖上的深度標尺看了一遍又一遍。
就在剛才，我在最新的那頁筆記最底下寫了一行字：
“青峰嶺，孔深347米，花崗巖巖芯斷面存在人工平整痕跡。待對比?！?br>寫完這行字，我擰上筆帽，把七本筆記按時間順序碼好，摞在枕頭邊上。
這七本東西加起來，大概就是我這十六年走過的所有地層的總和。它們把我丈量過的每一寸大地都壓成了紙頁上的線條、數字和短句。但除了我，沒人能把所有線段連起來看——因為每本筆記都是獨立的，甲方不同，地域不同，年份不同，沒有任何一份報告會把它們放在一起。
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ZK-17那個混凝土碎塊，和今晚這塊花崗巖上的平整切面，中間隔著十四年、兩千公里、和將近八百米的鉆進深度。只有我知道它們的共性：都不是自然生成的，都不是那個地層應該有的，都是被人為放進地下的。
十五年前師父把那本空筆記扔給我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我當年沒懂，現在忽然想起來了。
他說：“咱們打了一輩子洞，其實都是在同一個洞里?！?br>他說這話的時候，吉普車的尾燈剛從山坡上消失，天快要黑了。
我今年三十八歲，入行十六年，手頭有七本工作筆記。
我想把記在上面的東西重新寫一遍。從ZK-17開始，從頭到尾，把所有被我畫了三角號的頁碼都翻開，把那些封在紙頁里十多年的“不對勁“都掏出來，看一看它們連起來以后，到底指向哪里。
這本小說就叫《鉆探工作筆記》。
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寫它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我是想弄明白一件事。
當年那個放空的瞬間，我的鉆頭掉下去的那零點八米，底下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