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邊的話
“新聞***”在全國到處“采訪”，成為19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一大“奇觀”。
本小說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惟有情感真實，任人笑罵評說！
過了元宵節，嚴冬像一個農民工一樣，背著行囊，奔赴中北省省會河濱市。
大街上還掛著彩標、彩燈、紅燈籠，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到處飄蕩著《七子之歌》的旋律。繼**回歸之后，**也將回到祖國的懷抱。
按照吳端提供的地址，在一條僻靜的小路上的一個破舊的五層寫字樓里，嚴冬找到了《大經濟》中北記者站。
吳端早早地來到大門口，滿臉帶笑等著他，看見嚴冬背著一個雙肩大包，手里提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編織袋，遠遠地就迎上去，讓他把行李放到門衛室，然后領著他去了站長室。
站長叫方虹劍，中等個子，身材勻稱，國字臉，濃眉大眼，他熱情地對嚴冬說：“聽吳端說你很能干，站里就對你特事特辦，立即辦記者證，打印名片。以前進人都是要過了三個月試用期才**打名片的。”
嚴冬連連點頭：“謝謝，謝謝！感謝方站長對我的關照。”
這一刻，嚴冬心里對吳端充滿了感激之情。這哥們真夠意思，也算為他幫了大忙。
方虹劍讓嚴冬填了一張“《大經濟》中北記者站工作人員登記表”，他在“站長意見欄”上龍飛鳳舞地簽了“同意”和他的名字，吳端又領他去財務室交了三千元押金，交了兩張一寸照片，一張貼在表格上，另一張貼到記者證上，不大會兒他就拿到了暗紫色的“《大經濟》記者證”。
這時候，嚴冬還不知道，真正的記者證，是由***民共和國*****核發、新聞單核加蓋鋼印的。而他拿到的記者證，與正規的記者證模樣很像，卻是《大經濟》中北記者站自行印制的，只能算個證明身份的工作證。
辦完各項手續，吳端拿出自己的一張名片，用筆把他的名字改成嚴冬的名字，把原有的傳呼號改成嚴冬的傳呼號，遞給他說：“等一會兒咱下去到大門口打字部，打好名片就可以出去采訪了。”
就這樣，嚴冬成了《大經濟》中北記者站的一名記者。當然是編外記者，跟鄉**的臨時工也差不多。不過有一點，記者站的人全都是**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像在鄉**，分干部、工人、合同工、臨時工等三六九等。
嚴冬被分到吳端任主任的經濟專題部。經濟專題部算上嚴冬有七個人，卻只有半間辦公室，這間辦公室還有另外一個部。經濟專題部擁有三張辦公桌，平均每個人還不能分到半張桌子，落實到最后也就是一個抽屜。
吳端說：“辦公桌不重要，我們主要是出去跑，誰在辦公室坐啊。”
嚴冬點點頭說：“老弟，今后怎么**得多指點啊。”
中午，嚴冬和吳端打的來到他租房子的都市村莊。村莊名有點奇怪，叫黑虎莊。嚴冬看到村口牌坊門頭上的黑虎莊，心里不由就冒出了嘿唬這個詞。嘿唬，在他老家就是裝腔作勢嚇唬人的意思。在村口下了車，吳端指指路邊一個羊肉湯館說：“先吃飯吧，吃完飯咱再去租房子。”
嚴冬把用編織袋裝的被褥等行裝扛在肩上。這時候看起來他跟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沒啥區別，他們也是用編織袋裝被褥和衣服等物品。
他心里突然有了一些酸楚。說是當記者，其實就是打工。
農民打工出力掙錢，管吃管住，光出力就行了，最多掏個路費，最大的風險就是干了活拿不到工資。
而自己打工，光靠腦力還不行，還要有交際活動能力，關鍵是還得投資，出差的車費，租房子吃飯，都得自己掏。這還不算，拉不來贊助，弄不來收費稿，他掙不到一分錢。
嚴冬來之前吳端光說他一個月可以掙兩三千，沒說沒有底薪。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創收，站里是不會發給他一分錢的。
坐在臟亂不堪卻熱鬧異常的羊肉湯館的一個角落，嚴冬情緒變得低落。吳端到擺著各種涼拌菜的柜臺前點了四個小菜，要了一瓶四塊錢的本地酒。他一邊打開酒瓶蓋一邊說：“這酒別看便宜，被稱作河濱茅臺，流行得很，**的、老百姓都喝，好喝實惠。”
吳端把一瓶酒分倒在兩個大茶杯里，他們舉起茶杯，砰地碰了一下。
吳端說：“喝一口，祝老兄走出夢灘鄉，開局順利。”
嚴冬說：“喝，一切都在杯酒中。”
他們都喝了一大口。嚴冬覺得酒的口感有些淡，有點若隱若現的甜味，但并不影響它的溫度。隨著酒的入口，一股溫熱順著喉嚨向下延伸，一會兒，他渾身就有了一些溫暖。
房子很好租，吳端住的院子里就有空房。吳端找到房東，沒用搞價，按吳端的租價，嚴冬每月一百元租了一個四樓的單間。吳端住在三樓。
房內有一張木板床，一張破得像**時期的無抽屜老桌子，還有一個面上開了一條一指寬縫隙的杌凳。
吳端說：“你鋪好床睡一覺，今天就不用去辦公室了，明天上午去，把名片拿出來，我跟一個企業聯系一下，約好時間，我帶你出去采訪一次，以后你就可以獨立開展工作了。”
嚴冬看著吳端的背影走遠，關上門，解開編織袋把被褥拿出來鋪在床上，然后坐在床上點燃了一支煙，陷入了惆悵的思考。
這條路，究竟是對還是錯呢？嚴冬反復地問自己，卻得不到明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