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桂香的理發店------------------------------------------，去陳桂香的店里理了個發。。那天下午我從外面回來，路過巷子中段，看見那塊白底紅字的招牌——“桂香理發”，紅字褪成了粉色，招牌的邊角被雨水洇出了一圈黃漬。門口掛著一串塑料珠子編的門簾，風一吹嘩啦啦響，像有人在小聲鼓掌。門簾后面隱約能看到一個胖胖的身影正仰著頭往嘴里倒什么，大約是茶。，摸了摸自己快遮住耳朵的頭發，掀開簾子走了進去。，十來個平方的樣子，只擺得下一張理發椅和一個洗頭池。理發椅是那種老式的鑄鐵椅子，扶手磨得發亮，坐墊上鋪了一條毛巾，毛巾洗得起了毛邊。墻上掛著一面大鏡子，鏡面有幾道劃痕，像老人臉上的皺紋一樣不深不淺地刻在那里。鏡子旁邊貼著一張過塑的價目表，上面的字是用記號筆寫的，字跡圓滾滾的——“單剪十五，洗剪二十，染發五十起。喲！新來的！”陳桂香從理發椅上彈起來，動作快得跟她的體型完全不符，“來來來，坐坐坐！”，從掛鉤上扯下一條圍布，啪地一抖，圍在我脖子上。圍布是深藍色的，有一股洗衣皂的氣味，干干凈凈的，讓人覺得安心。“怎么剪？”她站在我身后，對著鏡子里的我問。“短一點就行。短一點是多短？就……看著辦吧。”，那眼神分明在說“你們男人都一個德行”。但她沒有追問，拿起梳子和剪刀，開始在我頭上動工。，碎頭發從耳邊落下來，掉在圍布上，再滑到地上。陳桂香干活的時候嘴是不停的，這跟她在蔡爹攤前聊天是一個風格，區別只在于此刻她手里多了一把剪刀，所以說到激動處剪刀就會在空中停頓一下，然后再繼續咔嚓。“你這頭發多久沒剪了？發尾都開叉了。你們這些年輕人啊，一個個都不講究，我們年輕那會兒，進趟城理個發那是多大的事，得穿的確良襯衫，還得抹點頭油。”她一邊剪一邊說，聲音就在我頭頂上方，嗡嗡的，像一只熱情的蜜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畫畫。”
“畫畫？”她的剪刀停了一下，“畫什么畫？油畫？國畫？”
“以前在游戲公司畫人物。”
“游戲公司！”她的聲調拔高了半度，“那掙得不少吧？怎么搬到這兒來了？”
我沒有立刻回答。
鏡子里的我圍著藍色的圍布，頭發被剪得參差不齊，額頭上落了幾根碎發，看起來有點滑稽。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想了想，說：“辭職了。”
陳桂香的手沒停，但她的語氣變了，從八卦變成了某種更溫和的東西：“哦，辭了啊。”
她沒有追問為什么，也沒有說什么“年輕人不要沖動”之類的屁話。她就那么“哦”了一聲，然后繼續咔嚓咔嚓地剪。那個“哦”里面有一種奇異的理解，好像“辭職”這件事在她看來跟“今天下雨了”一樣，不需要解釋，不需要評價，只需要知道就行了。
后來我才知道，陳桂香的兒子——不對，是她妹妹的兒子，她養大的那個男孩——去年大學畢業后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干了三個月就辭職了，說要回桐花巷開奶茶店。陳桂香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男孩還是走了，去了成都，在一家青旅當前臺，偶爾發幾張照片回來，照片里永遠笑得很燦爛，但陳桂香說那都是裝的。
“你們這些年輕人，”她忽然又開口了，聲音比剛才輕了一些，“辭職就辭職吧，又不是天塌了。”
我不知道她在對我說還是在對另一個不在場的人說。
剪刀繼續在我頭上走，我覺得她剪得很慢，不像外面那些連鎖理發店里的小哥小妹，十五分鐘一個頭，流水線一樣的節奏。她剪得仔細，時不時退后一步歪著頭端詳一下，像在打量一件正在成型的作品。陽光從門口斜進來，落在滿地碎發上，泛出一種微微的金色。塑料門簾被風掀起來又落下去，嘩啦，嘩啦，像時間的節拍器。
“你是哪兒人？”她問。
“本地的。”
“本地哪兒的？”
“城北。”
“城北啊，”她的語氣里多了一絲我分辨不出的意味，“城北這幾年拆得厲害吧？我們這邊也說要拆，說了好幾年了。巷口那個吳老二，就是賣煙的，他家墻上寫了個‘拆’字寫了三年了，到現在也沒拆成。倒是他老婆因為這個事跟他離了婚——說他不趁著拆遷款下來之前買房，錯過了時機。你說這算什么理由？”
她的話跳躍性極大，從城北跳到拆遷，從拆遷跳到吳老二離婚，中間毫無過渡，像一條在亂石灘上彈跳的溪流。但我并不覺得費勁，反而覺得挺有意思——這個人說話不需要你回應，她更像是在自言自語，你只需要坐在那里聽就行了。
“吳老二他老婆叫周美鳳，眼睛長在頭頂上的，我跟你說，當年嫁過來的時候就嫌桐花巷窮，回娘家都不好意思說婆家在哪兒。后來一聽說要拆遷，立馬變了個嘴臉，到處跟人說自己要成***了，請客請了好幾桌。結果三年了沒拆成，她臉往哪擱？就離了。”
陳桂香說到“就離了”三個字的時候，剪刀在空中猛地一合，發出清脆的“咔嚓”一聲，像是給這個故事判了個句號。
“不過話說回來，”她彎下腰，開始修剪我后腦勺的碎發，聲音湊得近了，帶著一股濃茶的味道，“這巷子到拆拆不拆，誰也不知道。開發商來過好幾撥了，測量也測了好幾回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有人說是因為巷口那棵梧桐樹，說是古樹，不能砍，開發商嫌礙事就拖著。也有人說是因為蔡爹——”
她忽然停住了。
剪刀懸在半空中，像一只突然收住翅膀的鳥。
“蔡爹怎么了？”我問。
“沒什么，”她把剪刀換到另一只手上，語氣恢復了常態，“我瞎說的。反正拆不拆的也不是我們說了算，過一天算一天唄。”
她轉移了話題，開始跟我講巷子里哪家飯店便宜又好吃，哪家超市的雞蛋比外面便宜兩毛，哪家的狗半夜老叫喚擾民。她說得事無巨細，像在給我做一份桐花巷生存指南。我聽著，偶爾應一聲，大多數時候只是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一點一點變得清爽利落。
理完發，她拿一塊海綿在我脖子上蹭了蹭，蹭掉那些扎人的碎發。海綿是濕的，涼涼的，貼著皮膚的那一下讓我不自覺地縮了縮脖子。她哈哈笑起來，說我一個大男人還怕*。
“多少錢？”我掏出手機準備掃碼。
“十五。”
我掃了墻上貼的二維碼，付了錢。出門的時候她追出來喊了一句：“哎！你頭發長得快，一個月就得剪一次，別等長成野人了再來！”
我回頭應了一聲好。她就站在門口，一手叉著腰，一手舉著那把剪刀，碎花的上衣在午后的陽光下顯得格外鮮艷。身后那塊褪了色的招牌在風中輕輕晃了一下，發出細微的鐵皮摩擦聲。
走出去幾步之后，我忽然想起她剛才沒說完的那半句話——“也有人說是因為蔡爹”。
蔡爹跟拆遷有什么關系？
一個在巷口修鞋的老人，能影響到一條巷子的拆遷？
我回頭看了一眼巷口的方向。梧桐樹還在，蔡爹還在，他坐在樹下，背對著我，藍布褂子的肩頭被午后的陽光照得發白。他的身影在巨大的樹冠下顯得很小，像一個被時間縮了水的人。
我搖了搖頭，把這個問題暫時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