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肩上，眼睛閉著，呼吸很輕。輸液室里的日光燈慘白刺眼，**進她手背時她皺了一下眉，我下意識握住她另一只手。
輸液到第二瓶的時候，她迷迷糊糊地動了動手指，攥住了我的食指。力氣很小，像怕什么東西會跑掉。
“……別走。”她說的很含糊，大概是夢話。
我沒掙開。就這樣讓她攥著，坐在輸液室的硬板凳上，守了整整四個多小時。中間護士來換過一次藥，量過一次體溫，三十七度六，燒開始退了。
回到家已經是深夜。我把她安頓好，又燒了一壺熱水放在床頭，把藥按劑量分好擺在杯子旁邊。然后搬了張椅子坐到床邊。
“你干嘛？”她側過頭看我。
“今晚我在這兒守著。醫生說了，可能會反復燒。”
“不用。你明天還要上班。”
“你現在是病人，沒有發言權。”我把椅子往后放了放，壓低靠背不讓發出聲音。“睡吧。”
她看了我一會兒，沒再堅持。藥效上來，很快就睡著了。
窗外城市的光在天花板上一寸一寸地移。我靠在椅背上，看著眼前這個女人蜷在被子里安靜地呼吸，想起昨晚天臺上她說的那句——“你的情況我很早就知道了。”她知道了一切，包括我最狼狽的樣子，但她還是把合約推到我面前，還是把項目交到我手上。
天快亮的時候她又燒了一次，額頭沁出細密的汗。我用溫水浸了毛巾擰干搭在她額頭上。她迷迷糊糊間又握住了我的手指。
這次握得很緊。
早上六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