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我兒子癱在床上，你伺候他是你的本分，是你自愿的。你別忘了你嫁進顧家的時候連嫁妝都沒有，身上穿的那條婚紗還是我掏的錢，四千八，蘇州婚紗城的打折貨。現在你想離婚？行，你凈身出戶，一毛錢都別想從顧家帶走。”
她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客廳角落里那臺老式座鐘剛好敲了一聲，金屬音在安靜的空間里蕩開，像審判席上落下的法槌。
“媽說完了嗎？”
周玉芬皺眉：“你叫我什么？”
“媽。”我把這個字咬得很輕，“這是最后一次。您說完了，現在輪到我說。”
我打開手機相冊，翻到一張照片放大，把屏幕轉向她。照片拍的是顧景川的病歷，日期是三年前車禍入院當天，主治醫生在病歷上寫了一行字——“患者自述傷后雙下肢感覺、運動功能正常，建議進一步觀察”。落款時間比他被推進手術室早了整整四個小時。
“車禍第一天，醫生懷疑他下肢功能沒有完全喪失。但你們堅持做了手術，手術方案是‘脊柱減壓固定’，主刀醫生是您的遠房親戚。”我劃到下一張照片，是另一份病歷，住院號相同，日期是兩年前復診——“患者自行駕車來院，查體見雙下肢功能恢復良好，建議康復訓練。”這行字的旁邊蓋著顧景川的私人醫生的章。
客廳里的空氣像是在瞬間被抽空了。周玉芬盯著那張病歷上的日期，嘴唇微微張開又合上，像一條被拎上岸的魚。
“兩年前他就能自己開車了。”我把手機收回來，聲音還是那么平，像是在陳述一個跟自己無關的事實，“但他繼續坐在輪椅上，蓋著我織的羊毛毯，讓我每天給他擦身、翻身、端屎端尿。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跟林婉已經開始了。媽，您告訴我——一個能自己開車的人，為什么要在我面前裝了兩年癱瘓？”
周玉芬沒有說話。她身后的全家福里，顧景川的笑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抬起手，從衣領上扯下了一顆扣子。那是件素白色的苧麻盤扣褂子，三年前我進顧家門第一天穿的。周玉芬親手給我縫的扣子，說這顏色吉利，能替景川擋災。我每天穿著它、手洗它、補過三次扣眼，從未當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