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秋天，對于嵐城來說，來得特別早。
陳望生是聞著廠區里那股鐵銹和機油混合的味道，把最后一份《職工安置協議書》看完的。辦公室的窗戶關不嚴，風從縫隙里鉆進來，吹得桌上幾張薄紙“嘩啦”響，像垂死的魚在拍打尾巴。人事科的老劉坐在對面，眼神躲閃，遞過來一支“紅梅”煙，被陳望生擋了回去。
“望生，這是大勢所趨，咱們胳膊擰不過大腿。簽了吧，好歹……有筆錢。”老劉的聲音干巴巴的，像砂紙磨過鐵皮。
陳望生沒說話。他盯著“買斷工齡”四個字看了很久，久到老劉臉上堆著的笑都快掛不住了。他是廠里最好的機修工，閉著眼睛都能摸出哪臺機器的毛病。手上那些被機油浸黑的紋路，是他半輩子的勛章。現在，這些勛章變得一文不值。
他終于拿起筆，筆尖懸在紙上，戳破了一個**。他寫得很慢，每一筆都像在割自己的肉。簽完字，他沒有看老劉遞過來的信封，直接揣進工裝口袋里，轉身出了門。
外面的天是灰的。廠區主干道兩旁的法國梧桐，葉子黃了大半，被風一卷，打著旋兒地往下掉，落在路邊的水洼里，像一只只疲倦的眼睛。有零星的工友從車間里出來，三三兩兩，沒有人高聲說話。平日里轟鳴的織機聲停了，整個廠區靜得怕人。這種靜，讓陳望生想起當年父親去世時，靈堂里那種能吞噬一切的寂靜。
他沿著那條走了二十年的路，朝“光明里”走去。
“光明里”這個名字，是當年建廠時起的，透著那個年代特有的火熱和希望。一排排紅磚**樓，整齊劃一，曾經是嵐城多少人羨慕的地方。誰家要是有個在紡織廠上班的，找對象都容易幾分。如今，墻皮剝落，露出里面灰撲撲的水泥。樓道里堆滿了蜂窩煤和雜物，各家的窗戶上，釘著五彩斑斕的塑料布，用來擋風遮雨。
還沒走到家門口，陳望生就聞到了一股濃郁的、混合著辣椒和豆瓣醬的香味。這味道像一只溫暖的手，把他從冰冷的廠區拽了回來。蘇麗珍正在公用的廚房里忙活。油鍋“滋啦”一聲響，一把切碎的酸豇豆和肉末被倒了進去，鍋鏟翻炒，香氣瞬間炸開。
“回來啦？簽了沒？”蘇麗珍頭也沒回，一邊翻炒，一邊問。她的動作麻利，手腕一抖，鍋里的菜就翻了個面，火光映在她依然清秀的臉上，帶著一種熱氣騰騰的生命力。
“嗯。”陳望生應了一聲，走進屋里。這是兩間加起來不到三十平米的房子。外屋吃飯、會客，里屋用簾子隔開，他和蘇麗珍睡大床，兒子陳清河睡一張窄窄的行軍床。墻上掛著清河從小到大的獎狀，是這灰暗屋子里最亮眼的裝飾。
他把口袋里的信封掏出來，拍在飯桌上。那薄薄的信封，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得整個屋子都往下沉了沉。
蘇麗珍端著菜進來，看了一眼信封，沒說話。她盛了兩碗飯，一碗遞給陳望生，一碗放在自己面前。桌子上還有一盤清炒小白菜，和一小碟自家腌的蘿卜干。
“清河呢？”陳望生問。
“去學校了。高三了，晚自習。”蘇麗珍給他夾了一筷子酸豇豆，“吃吧。天塌下來，飯也得吃。”
陳望生扒拉著飯粒，那些米粒在嘴里像沙子一樣，難以下咽。他想起自己十七歲進廠當學徒，師傅手把手教他認零件、聽聲音。那時候，他覺得這廠子會永遠開下去，他會和機器們一起，轟轟烈烈地干到退休。
“你說……”他張了張嘴，聲音有些啞，“咱們這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說。”蘇麗珍打斷了他，“活人還能讓尿憋死？我有手有腳，你也有手藝。我不信，這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她的話干脆利落，像她炒菜時顛鍋的動作，帶著一股子狠勁。陳望生看著她，心里那團亂麻，似乎被理順了一點點。
晚飯后，陳望生習慣性地走到陽臺。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時刻。陽臺上堆著各種工具，還有一個**的鐵皮柜子，里面裝滿了他的寶貝：各種型號的螺絲刀、扳手、廢棄的齒輪。他能在這里一待就是半天，修修這個，弄弄那個。
他拿起一臺鄰居送來的、已經走不準的座鐘。打開后蓋，里面的齒輪像精密的迷宮。他拿著放大鏡，仔細地檢查每一個零件。在這個過程中，樓下的老街傳來各種聲音：賣豆腐腦的吆喝聲、誰家大人喊孩子回家吃飯的斥罵聲、沈萬金家新裝的電話鈴聲、還有遠處錄像廳里模糊的打斗聲。
這些聲音，像一道無形的屏障，暫時隔開了廠區的冰冷和未來的迷茫。他沉浸在這個微小的、由鋼鐵和齒輪構成的世界里。在這里，每一個故障都有原因，每一個零件都有它的位置。只要找對方法，東西就能修好。
可是，生活呢？
廠子沒了，他這顆“零件”，還能安放到哪里去？
他手上的動作，不知不覺停住了。那只座鐘的齒輪，靜靜地停在那里，像時光本身凝滯了一般。
夜色，從陽臺的鐵欄桿外，一點一點地漫了進來，淹沒了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