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婦產科冰涼的塑料椅上，手里攥著那張手術同意書，紙邊已經被我捏出了汗印。

大夫語氣還算溫和：“姑娘，你這身子骨偏弱，頭胎要是做了，往后想要可就不容易了。再跟家里那位商量商量？”

我沒吭聲，起身走到護士站，借了臺座機，撥了陸正軒單位的號碼。

接電話的是個聲音清脆的女同志，我簡明扼要地說：“麻煩轉告陸正軒，我在縣醫院，準備把孩子拿掉。”

電話那頭窸窸窣窣了一陣，隨后那女聲回來說：“陸科長說他曉得了。”

我把聽筒擱回去，大夫見我這般光景，不再多勸，轉身去準備手術室了。

我靠在墻上，望著對面墻上貼著的那張“優生優育”宣傳畫，忽然覺得這五年過得真沒意思。

我一直以為陸正軒是性子冷，不愛說那些肉麻話。可結了婚才慢慢咂摸出味兒來，他不是性子冷，他是把那點兒熱乎氣兒全給了從小一塊兒長大的鄰居妹妹林晚晴。

熱乎勁兒用完了，到我這兒，自然只剩下一碗溫吞水。

我也不是沒鬧過。

有一回我實在憋不住了，跟他吵了一架，問他到底拿林晚晴當什么。

陸正軒當時正翻文件，頭都沒抬，只說：“晚晴跟我從小一起長大，又在同一個系統里，工作上碰面多。再說了，兩口子過日子不就圖個安穩踏實？你非要鬧那些虛的干什么。”

我啞口無言，從那以后就學乖了，不再提，不再問，學著接受這碗溫吞水。

可三個月前那場車禍，把我最后那點兒自欺欺人給撞碎了。

那天我騎自行車過路口，被一輛拉貨的卡車蹭倒了。

人摔在地上，后腦勺磕在路牙子上，眼前一陣黑一陣白，耳朵里嗡嗡響。旁邊有個買菜的大嬸蹲下來問我住哪兒，要不要幫忙通知家里人。

我拼著最后那點兒清醒，報出了陸正軒單位的電話。大嬸跑到街邊小賣部借了公用電話打過去，回來跟我說：“打通了，那邊說知道了。”

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等。

等啊等，等到好心的路人幫我攔了輛過路的拖拉機，把我捎到鎮衛生院。等到我被推進急救室，等到大夫給我縫完腦后的口子，等到我麻藥勁兒過了清醒過來，陸正軒連個影子都沒見著。

我疼得厲害，讓護士幫忙又撥了個電話過去。接電話的還是林晚晴。

我問她，陸正軒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怎么還沒來。

林晚晴聽完，在電話那頭笑了一聲，語氣輕飄飄的：“嫂子，正軒哥正跟我核對季度報表呢。之前那個電話是我替接的，我聽著也不像啥急事，就沒喊他，怕耽誤他手頭的工作。”

我攥著聽筒，整個人像被人兜頭潑了盆涼水。

林晚晴還在那兒說，語氣里帶著那么點兒理所當然：“我們單位事兒多，打給正軒哥的電話多半是我先接著，有什么要緊的我再轉給他。嫂子你那些電話我都有接到，我覺得沒啥大事，就沒跟他提。”

我的手開始發抖。

原來這些年我撥給陸正軒的每一通電話，接的人、回話的人，從來都不是他本人。全是林晚晴。而陸正軒從頭到尾，連我說了什么都不知道。

林晚晴的聲音還在耳邊響，帶著那種小姑娘撒嬌似的腔調：“嫂子你不會生氣了吧？你要是真急著找正軒哥，我讓他回去陪你也行啊？”

我沒接話，把聽筒擱回了座機上。

我一直以為他是忙，是不愛說那些家長里短。可真相是，他連看一眼都懶得看，直接把我那些話隨手丟給了另一個女人。

手術做到一半，我忽然大出血。血壓往下掉，護士慌了神，沖出去喊人。

值班的趕緊往陸正軒單位打電話，打了好幾遍，沒人接。最后主刀大夫拍了桌子，自己簽字擔了保，帶人搶救了兩個多小時，才把我從鬼門關拽回來。

等我醒過來的時候，病房里空蕩蕩的，連個陪床的人都沒有。

第二天下午，隔壁床的家屬來探病，順手給我捎了份當天的晚報。我隨手翻了翻，翻到副刊那一版時，手忽然停住了。

報紙上印了張照片，是市里文化宮組織的春游活動。照片正中間，林晚晴笑得眉眼彎彎，腦袋歪在陸正軒肩膀上。兩個人腳邊用石子擺了一排數字：9999。

底下配了一行小字，是陸正軒的投稿：人活一世不過三萬個日夜，你獨占其一。

我盯著那張報紙，手指捏著紙邊，很久沒有動。

我忽然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堅持什么了。這段婚姻像一出獨角戲，我在臺上唱念做打，臺下的人拿我當猴戲看。

我把報紙擱回去，下了床走到護士站，填了張電報單：明日午前無回音，便當緣盡。

一直等到第二天晌午，傳達室的老大爺才跑來病房：“周同志，有你一封回電。”

我沒接，直接填了張新單子：沒商量。陸正軒，咱們到此為止。

發完之后，我用座機撥了個號碼。電話接通，那邊似乎并不意外。

我開門見山：“你贏了。愿賭服輸，你提的條件，我答應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后傳來一聲低沉的輕笑。“男人這東西，一回不上心，回回不上心。沒感情就散伙，往后對我，你也可以一樣辦。”

那邊頓了頓，“三天后我去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