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是星期三。星期四火化。星期五我才回到老屋。
老屋在紡織廠家屬院三樓。三十年，樓梯扶手還是那根，水泥地還是那塊，扶手拐彎處的銹跡比從前又厚了一層。門推開。縫紉機在靠窗的位置。
蝴蝶牌的，漆面磨得發白。
我沒開燈。冬天下午四點的光從窗戶進來，灰白的，打在縫紉機的鐵輪子上。輪子生了薄銹，這塊銹我記得。小時候趴在地上看母親踩踏板，鐵輪子轉起來，銹斑會變成一道模糊的弧線。
她半年沒碰這臺機器了，住院以后。
我蹲下來。拉開抽屜。
針線，頂針，老花鏡，鏡腿上纏著白膠布，纏了兩圈。一本1972年的《**》雜志，封面卷了邊。我把雜志拿出來，里面掉出一樣東西。
一封信。
信封是那種老式的牛皮紙信封，中間一道紅框。紅框里寫著“陳秀蘭收”。寄件人那一欄，也寫著三個字。
陳秀蘭。
是我的名字。也是我的筆跡。
我把信抽出來，信紙折了三折，折痕很深，紙邊磨出了毛。展開。上面只有一行字。
別嫁給他。
日期：1972年9月14日。
1972年9月。我嫁給周德勝是1972年10月。這封信寫在我們結婚前一個月。
我不記得寫過這封信。
不記得。我在縫紉機前蹲了很久。天光從灰白變成灰藍。我把信紙翻過來。背面還有字。比正面那行更小，更用力，筆尖幾乎劃破了紙。
只有一個字。
媽。
那晚我沒走。我在老屋住下來。
廚房的水龍頭還是老樣子，擰開先出一截黃水，然后才是清的。冰箱早就斷了電，里面是空的，只有冷凍室還剩半盒過期的湯圓。母親的，她愛吃黑芝麻餡的。我關上冰箱門，去臥室鋪床。
母親的床鋪得很整齊。枕頭下面壓著一件疊好的毛衣，沒織完，針還別在上面。毛線是藏藍色的。她以前總說等眼睛好一點就織完。眼睛沒好。毛線還在。
我躺下來。枕頭上還有她的味道，舊布料和樟腦丸混在一起，老人家里常有的那種。我把信放在床頭柜上。黑暗中看不見那行字，但我閉著眼也能看見。
別嫁給他。
我不記得寫過。但筆跡是我的。那個“別”字，左邊的豎鉤我習慣往左拐。我記著信上的也是往左拐。
不對。
不對在哪里，我說不上來。我翻了個身。縫紉機在隔壁房間，隔著墻，我看不見它。但我知道它在。它跟了我母親三十八年。從紡織廠買回來的那一年我六歲。母親說有了這臺機器，以后你的衣服媽給你做。
后來她確實給我做了很多衣服，包括那件淡藍色的襯衫。
結婚那天穿的。
第二天早上我拿了紙和筆，在母親的縫紉機前坐下來，鋪開紙，寫了一行字。
別嫁給他。
我把兩行字并排放。一行是1972年的，一行是今天早上寫的。整體很像。連“嫁”字右邊那一捺拖得有點長的習慣都一樣。但。
“別”字。
豎鉤的方向不對。
我重寫了一個“別”。豎鉤往左拐，這是我。再看信上的。豎鉤往右拐。
往右拐。
母親的寫法。
我見過她寫字。她寫字的時候右手攥筆攥得很緊，手腕不怎么動，靠手指的力量。“別”字的豎鉤她總是往右拐，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我小的時候她攥著我的手教我寫字，“這里往左拐”，她說，“媽寫字改不過來，你好好寫，別學**。”
我學了她的每一個字。都沒學她。只有她沒教的東西，她自己寫字時那個往右拐的“別”，不需要教。不在她的字帖里，在她自己的手上。
我盯著那兩行字。我今早寫的。母親1972年寫的，用我的筆跡。
母親用我的筆跡寫的信。
寄件人：陳秀蘭。收件人：陳秀蘭。寫信的人：母親。
我拿起電話。
打給周德勝。
離婚三年了。電話號碼沒變，女兒有時候會打給他。響了四聲，接了。
“喂。”
“我媽死之前，跟你說過什么。”
那邊沒聲音。我聽見他點了一支煙，打火機的聲音，吸氣的聲音。
“**什么都沒跟我說過，”他說。“她從來沒跟我說過一句話。”
電話掛了。
我坐在縫紉機前，抽屜還開著。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