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走廊的消毒水味直鉆鼻子，頭頂的日光燈管嗡嗡地響，有一根管壞了，一明一暗地閃，像是在打什么信號。
我把病歷本攥在手里，硬殼封面上的邊角已經被汗浸軟了，一小片紙皮翹了起來，被我用大拇指來來回回地搓。今天來做的是婦科復查，距離那次引產手術，整整八年了。
"趙燕是吧？"護士站的小姑娘翻著一本厚得像磚頭的檔案冊，指甲上的粉色油漆跟著一頁一頁地跳，"你的引產記錄，我給你調出來了。"
我往前挪了半步，鞋底蹭在白色地磚上發出一聲短促的尖叫："是，我就是想看看當年的檔案，確認一下身體有沒有后遺癥。"
她抬起頭，目光在我臉上停了一下，又低頭翻那頁紙，翻了兩遍，眉頭慢慢擰到了一起。那種擰法讓我后背一陣陣地發涼，不是嫌麻煩的擰，是看見了什么不對勁的東西。
她把檔案冊轉過來，粉色指甲點在一行打印字上，聲音壓低了半截："趙大姐，你七個月引產的那個胎兒，不是說要做骨髓配型，給你家一個白血病患者用的嗎？"
我點頭，嗓子發緊："對，給我小姑子做移植。"
她的指甲往下移了一行，輕輕敲了兩下："可是檔案上寫著，胎兒娩出后沒有做過任何配型檢測。這一欄，是空的。"
病歷本從我手里滑了出去，砸在地上，紙頁散開，被走廊里的穿堂風吹得一張一張翻過去。
"不可能。"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干得像是嗓子里塞了一塊石頭，"全家人都跟我說了，孩子的骨髓救了小姑子的命。我婆婆親手從產房里把孩子抱走的。"
小姑娘又翻了一頁，抽出一張泛黃的表格，右下角蓋著縣醫院的紅色印章。
那是一份胎兒遺體處置簽領表。日期是八年前的七月十九日，家屬簽字欄里三個字歪歪扭扭地寫著，王翠芬。
那是我婆婆的名字。
簽領用途一欄，五個印刷體的字：家屬自行安葬。
不是移植。不是配型。不是骨髓。
自行安葬。
我蹲下去撿病歷本。腿不聽使喚，重心一歪，膝蓋磕在地磚上。地板很涼，涼意順著膝蓋骨一直爬到后腦勺。
我叫趙燕，三十五歲，嫁進王家第十二個年頭。在鎮上開了一間小超市，巴掌大的門面，堆著油鹽醬醋和日用百貨，每個月掙的錢勉強夠一家人的開銷。
八年前的那個夏天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我懷孕七個月，肚子已經很大了，走路要扶著腰。小姑子王曉梅查出了白血病，婆婆王翠芬帶著全家人跪到了我面前。她說曉梅快不行了，醫生說胎兒的骨髓可以救命，只有這一條路。
丈夫王建國蹲在墻角抽煙，一根接一根，煙頭丟了滿地。他沒有跪，但他說了一句話。他說燕子，你就當是救曉梅一條命。
公公王德勝站在最遠的角落，煙斗在嘴里咬著，牙齒把煙斗嘴咬出了一圈齒痕。他沒有吭聲。
我不愿意。可全家人輪流來勸，七天七夜。婆婆****，跪在佛前念經。曉梅在電話那頭哭，說嫂子我不想死。建國每天晚上摟著我說，咱們以后還能再生。
第八天，我簽了引產同意書。
引產那天晚上，我摸著肚子跟孩子說了一句對不起。孩子在肚子里踢了最后一腳，很重。
之后的八年里，我沒有再懷過孕。
我一直以為，至少，那一腳換來了小姑子的命。至少有個交代。
我扶著墻站起來，膝蓋上沾了灰。護士站的小姑娘探出半個身子問我要不要緊。
我跟她說，這份簽領表，能給我復印一張嗎？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幫我印了。
我把那張紙折了兩折，塞進圍裙口袋里。圍裙是超市里穿的，淡藍色的布上沾著搬貨時蹭的灰印子。
走出醫院大門的時候，外面出著太陽。十二月的太陽照在臉上，一點溫度都沒有。
晚飯是六點半，一家人圍著堂屋里那張八仙桌坐下來。
桌上擺了六個菜，全是我炒的。韭菜炒雞蛋、***、酸菜魚、拍黃瓜、炒土豆絲、一盤花生米。比平時多了兩個，因為曉梅帶著未婚夫張浩然來了。
婆婆坐在正位，面前放著她那串檀木佛珠，吃飯前先閉眼念了一段**。這個習慣她保持了十幾年，全村人都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