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愣了一下，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快步走了。
我沒有辯解。
每天準時到**室坐班。
**天一早，我到**室門口，發現門鎖被人用膠水堵死了。換鎖的師傅搗鼓了半小時，說這是故意的，不是偶然。
我沒吭聲，自己掏了八十塊錢。
當天晚上，我媽在超市上班，店長突然通知她“臨時減員”，讓她先回去休息一周。
她問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我說沒有。
三天后，我媽打電話來，聲音發抖：“好兒，**的鞋攤被人掀了。機器也搬走了。”
“報警了嗎？”
“報了，人家說**，讓等。”
掛了電話，我坐在**室里，翻著手機里的照片。
鄭衛國的烈士檔案上，配偶一欄寫著趙秀蘭，子女一欄寫著孫德茂。
***戶籍檔案上，丈夫一欄寫著不詳，兒子一欄寫著鄭大勇。
還有一份1979年的部隊登記函件。上面寫著烈士鄭衛國，配偶趙秀蘭，子女鄭大勇。
函件邊緣有一行手寫的鉛筆字：“此件作廢，以更正后為準。更正：子女孫德茂。”
3
三天后，局里開會研究我“私自翻拍檔案、泄露工作秘密”的問題。
沒有讓我參加，但我從同事小周嘴里聽到了結果。
“局里說要給你處分。警告，扣三個月績效。”
“憑什么？”
“憑你私自**檔案。鄭好，你是不是真的拍了？”
“拍了。但那些都是公開檔案，沒有密級。”
“人家不管你那個。”小周壓低聲音，“孫局長在系統里打了招呼，說你***工作、態度惡劣。你知道的，人家一句話頂你一萬句。”
我沒說話。
又過了兩天，處分決定下來了。
****，貼在局公示欄上。
“鄭好同志在工作中違反檔案管理規定，私自復制檔案材料，造成不良影響，經研究決定給予警告處分，扣發三個月績效工資。”
我站在公示欄前看完了全文。
我媽打電話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好兒，你到底干了什么？**的鞋攤被砸了，你被處分了，你到底要鬧到什么時候？”
“媽，我沒鬧。我只是把真話說了出來。”
“真話值幾個錢？**的腿你不管了？你的工作你不管了？”
“媽——”
“你聽**，去跟孫局長道個歉。你就說不懂事，說錯了話。他那么大的人物，不會跟你計較的。”
我握著手機，沒有說話。
我奶奶教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做人要講良心”，她要是活著，不會讓我道歉。
“媽，我不道歉。”
電話被掛斷了。
晚上，我爸偷偷給我打了個電話。
他的聲音很低。“好兒，**沒本事，沒給奶奶澄清，***到死都被人說是騙子，說她怎么能拿烈士開玩笑，說鄭衛國是孫德茂的爹。”
“爸，你放心。”
“我不放心。”他說，“但你比我有出息，你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有什么事情千萬不要自己扛著。”
他沒再說什么，掛了。
那個周末，縣里下發了通知：下周三召開全縣優撫工作**評議會，縣電視臺全程直播。參會人員名單里，有孫德茂——“優秀烈屬代表”。
我也在名單里，這個位置是我爭取來的。
檔案館本來要派別人，但我主動給館長打了電話，說我去。
他猶豫了很久。“鄭好，你別惹事。”
“我不鬧，我就是去聽聽。”
他同意了。
我媽知道后，紅著眼眶說：“好兒，咱不去了行不行？你還嫌事不夠大嗎？”
“媽，我必須去。”
“為什么？”
“我要抓住這次機會拆穿他們。”
我媽沒再勸我。
4
周三早上八點半，我站在縣大禮堂門口。
門開著，里面傳來領導試話筒的聲音。
孫建斌的車停在門口，是一輛黑色***。
我深吸一口氣，走了進去。
九點整，會議開始。
我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著牛皮紙袋，手心里全是汗。
第三排坐著孫德茂，穿著深藍色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胸前別著烈士紀念章。
孫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