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輩子最大的底氣，就是我女兒在悉尼大學讀建筑……
每個月打過去兩萬五，我一個人打兩份工，從沒讓她缺過錢花。
她爸尿毒癥透析，我都沒敢告訴她，怕她分心。
那天我在家政公司領工資，一個姑娘攔住我，眼眶紅紅的，說她是周瑤的大學室友。
她咬著嘴唇問我：“阿姨，周瑤她……還在**嗎？”
我笑著說在啊，每個月還管我要生活費呢。
那姑**臉色一下白了，她低聲說了一句話。
我手里的工資條掉在地上，整個人像被抽空了。
……
我這輩子最舍得花錢的地方，都在我女兒周瑤身上。
她二十歲那年，說想去**學建筑設計。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晚上，她坐在出租屋的小茶幾對面，眼睛亮晶晶的，說悉尼的歌劇院、說邦迪海灘、說她要進國際一流的事務所。
她爸趙德柱在旁邊悶頭抽煙，半天沒說話。他是想讓閨女留在身邊的，可他更怕閨女怨他沒本事。
我在家政公司干了快十年，給人打掃衛生、照顧老人、有時候還要給雇主家擦落地窗，站在二十幾樓的窗臺上，腿肚子打顫。
趙德柱在機械廠當維修工，常年的機油味兒滲進指甲縫里洗不掉。我們倆的工資加在一起，刨掉房租和日常開銷，剩不了幾個子兒。
可那天晚上，我看著周瑤發亮的眼睛，跟我自己說，孩子有出息，我就是把命搭進去也得供。
第一年的學費加機票，把我們攢了八年的存款掏了個干凈。
后來生活費不夠，周瑤打視頻回來，說悉尼物價高得嚇人，租房一周就抵得上咱們家一個月伙食費。
她說同學一個月開銷都奔著三萬去了，她已經夠省的了。
我問她要多少，她在視頻那頭低著頭，手指繞著頭發，說：“媽，兩萬五行嗎？”
從那以后，每月五號，我準時給她轉兩萬五。風雨不誤。
家政公司的姐妹都勸我，說瑤瑤都二十好幾了，該自己打打工了。我笑笑不跟她們爭。我女兒在異國他鄉，人生地不熟的，我當**不能讓她為了錢在別人面前矮一頭。
趙德柱也疼閨女，可他嘴上不說。每次我轉錢，他都坐在旁邊看著手機屏幕上“轉賬成功”那四個字，半天不吭聲。
有一回他半夜起來喝水，我看見他拿著計算器在算我們家每個月還剩多少錢，算完以后他把計算器往桌上一扣，去陽臺站了半個小時。
他身體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垮的。
先是累，后是浮腫，再后來尿里帶血。送去醫院一查，尿毒癥。
醫生說要么透析要么換腎，換腎想都別想，我們就選了透析。
一周三次，風雨不誤。趙德柱躺在病床上跟我說：“別告訴瑤瑤。”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她***念書，知道了也幫不上忙，除了讓她鬧心。”
就在那天下午我剛從醫院出來，手機又響了，周瑤發消息說房租漲了要補五千。
我站在醫院門口的馬路邊上，攥著手機站了半天，最后找家政公司的領班預支了半個月工資，給她轉了過去。
那幾年，我幾乎不主動給周瑤打電話，怕她在上課，怕她趕圖，怕打擾她。
她偶爾發照片回來，一杯咖啡、一片海、一座建筑模型，看不懂那些洋文，可我把每張照片都存在手機里，一張都舍不得刪。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我就把那些照片翻出來一張一張看，看著看著心里就踏實了。我總跟自己說，再熬一熬，等她畢業了就好了。
去年春節她說導師安排了項目回不來。我一個人包餃子，趙德柱在旁邊沙發上做透析，管子連著胳膊，臉色灰白。
他忽然問我：“你聽著電話里那動靜像學校嗎？”電話那頭有男人的笑聲、音樂聲、還有碰杯的聲音。
我說國外跟咱們不一樣，過年也熱鬧。趙德柱沒再說話，把臉別過去看窗外。
我以為日子就快熬到頭了，周瑤說今年論文結束明年就拿畢業證。我甚至偷偷去中介看了房子，不是給我們住的，是想著她回來之后能有個像樣的落腳點。
中介給我看了一套小兩居，首付要二十多萬，我算了算賬，再攢兩年差不多。
我回來跟趙德柱提了一嘴，他沒說好也沒說不好，就問了一句：“她回來還走不走？”我說應該不走了吧。他點了點頭，再沒問別的。
家政公司的姐妹都笑我命好，我也這么覺得。直到那天下午，我去公司領工資。
剛從財務室出來，一個扎馬尾的姑娘站在走廊里，看著我，眼眶紅紅的。
她走過來問我：“阿姨，您是周瑤的媽媽吧？”我說是啊。她嘴唇抖了抖說：“我是她大學室友林茜。”
我心里一下熱了，趕緊拉著她手：
“哎呀你也是悉尼回來的？快跟阿姨說說瑤瑤在那邊怎么樣？”
林茜沒笑，她咬著嘴唇，低聲說：
“阿姨……周瑤她沒跟您說嗎？我們那屆，兩年前就畢業了。”
我手里的工資條掉在地上，整個人像被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