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蜀山有鶴方振翅海上無波正歸舟
詩曰：
蜀山深處有張郎，廿載滄桑入錦囊。
一紙姻緣生死隔，三更佛火淚痕涼。
曾師授藝開新徑，李府藏珍待舊章。
莫道前塵皆定數，海天歸處即鷗湘。
一紙丹青，半生相思；亂世相逢，終是知己。
**八載，蜀地青年畫師張大千遠赴滬上，于**鷗湘館邂逅世家才女李秋君。本文依托近現代書畫正史鋪陳脈絡，部分時序、支線人物為小說敘事適度調整，不照搬史料，重在描摹人情風骨。
二人因筆墨相識，以書畫相知，朝夕論畫、共賞古卷，在十里洋場的喧囂里尋得一處清凈知己之地。奈何大千早有婚約、身系俗世牽絆，秋君恪守本心，終身以兄妹相待，守一畫館，藏半生心意。
全書不寫俗套風月癡纏，以荷花、畫匣、尺素為線索，穿插**滬上書畫雅集、古畫鑒藏、文人漂泊舊事，繪盡一代書畫家的煙火清愁。一邊是身不由己的漂泊畫師，一邊是守心自持的江南才女，筆墨為媒，遺憾為終，道盡一段藏于丹青里、跨越數十載的綿長情愫。
一九二一年暮春三月，長江下游江面寬闊得像一匹攤開了還沒有裁的深灰色綢緞，皺褶間泛著細碎的白光，那是風在水面上留下的痕跡。
日頭已經偏西了。光從西岸的樹梢后面斜斜地射過來，把整條江水照得一半是碎金，一半是沉沉的鐵灰。兩種顏色之間沒有清晰的邊界，金的和灰的在水面上互相滲著，像兩股不同的墨在生宣上慢慢地洇。風從東面來，潮濕的、溫吞的，帶著春末特有的那種曖昧的暖意，像是冬天還沒走遠、夏天又不敢來，就在這江面上懸著，懸得人心也跟著晃。
一艘從漢口開往上海的英國輪船正緩緩東行。船身吃水很深，白漆剝落的地方露出底下銹紅的鐵皮，一塊一塊的，像是長在船身上的苔蘚，邊緣卷著翹著，被江風和水汽啃了不知多少年。船頭劈開江面的聲音是持續的、低沉的，像一頭老了的巨獸在緩慢地呼吸。船尾的煙囪里吐出一團一團的黑煙，升到半空就被江風吹散了，和暮色攪在一起，最后什么也看不見，只留下一股嗆人的煤渣味，順著風一路往東飄，散在水面上，散在風里，散在遠遠近近的暮色里。
張大千從船艙里走出來。
他穿著一件灰布長衫，洗得干凈，可領口和袖口已經被磨出了細密的毛邊，像是被手指反復捻過了很多次。那些毛邊在暮色里泛著極淡的白，像舊畫上被蟲蛀過之后留下的痕跡。二十二歲的年紀，面龐還帶著少年人沒褪凈的清瘦，顴骨略高，下巴尖削，可眉目間已經刻上了一種不該屬于這個年紀的沉郁。那種沉郁像一層薄薄的釉，覆在他的眉眼上，風拂過去吹不動，可光落上去會泛出一種深色的、冷冷的亮。他的眼窩比同齡人更深一些，像是里面裝過太多東西之后被壓下去了，壓得久了就定型了。
他在船舷邊站定。手里握著一卷書——書皮是一種褪得很淡的藍，邊角磨得起了毛，封面上的字被摩挲了太多次，已經有些模糊了，可還辨認得出來，是豎排的四字：“石濤畫譜”。好些頁的邊角留著鉛筆批注，字跡細而密，是他自己的手，有的寫著“此處用墨太焦，反失空靈”，有的寫一個“好”字旁邊畫個小圈，圈畫得圓圓的正正的。
那卷書是李瑞清生前借給他的。
“拿回去看。”拜師那天李瑞清從書架上抽出來遞給他，語氣淡淡的，像遞一件尋常的物件。手指在書脊上停了一下，然后松開，“看完了還我。不急。”他沒說“送你了”，也沒說“什么時候還都行”。他說“不急”。
張大千一直記得這兩個字。如今想還也還不了了——不是他不還，是那個人不在了。書還在，可遞書的那只手已經涼了。他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握著書的手，指節泛白，像是怕書滑下去。
他在船舷邊站了很久。江風把他額前的碎發吹得往后飄，他不去攏。船頭劈開的江水在船舷兩側翻涌出白色的浪花，翻滾片刻便退向后方，消失在越來越暗的水天相接處，一浪一浪的，退不完。遠處岸上有一棵樹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新翻過的田埂旁，暮色中只看得見一個黑色的剪影。枝條的形態很清晰，像焦墨勾出來的，枝梢微微往上翹著，像是想抓住什么***也沒抓住。船往前走，那棵樹慢慢向后退去，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后和岸上的樹叢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是哪一棵。
他盯著那樹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恍惚覺得那樹像一個人站在原處送行，一直站著，直到看不見了還在站。
那個人是誰？母親？謝舜華？李瑞清？還是十二歲那年坐在船尾、望著碼頭上越來越小的四哥的那個自己？他分不清了。送別的人一個一個疊在一起，面容模糊了，可“站在那里看著你走遠”的那個姿勢，一概地清晰。
他想起第一次離家去重慶求學那天，也是這樣的暮春。母親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穿著一件靛藍的布衫，一只手扶著樹干，另一只手舉起來朝他揮。她笑著的，可嘴角是往下撇的那種笑，肩膀微微往前傾著，像是想追上來又忍住了。船越走越遠，那靛藍的小點越來越小，最后和暮色融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見了。十二歲的孩子還不懂得“離別”這兩個字有多重。那天他哭了一小會兒，然后被同船一個去做學徒的男孩子拉去看水里的魚，看著看著就不哭了。
現在他懂了。
四川內江。安良里。象鼻嘴堰塘*。
張家的宅子坐北朝南，青瓦白墻，門楣上一塊褪了色的木匾，寫著“耕讀傳家”四個字，字是請人寫的，筆畫圓潤，沒有棱角。門前一棵老槐樹，少說七八十年了，樹干兩個人合抱才圍得過來，樹皮*裂著，一道一道的，像被雨水沖出來的溝壑。夏天的時候樹冠撐開，蔭涼能遮大半個院子，坐在樹下吃飯連扇子都不用搖。槐花開的時候，滿院子都是那種清甜的、帶著一點藥味的香氣，花瓣落在地上薄薄一層，踩上去軟綿綿的，像踩在舊棉絮上。
院子里一口石井，井臺被麻繩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槽口光滑得能照見人影，夏天的傍晚那里是最熱鬧的地方。墻根下一叢鳳仙花，夏天開得紅紅紫紫一**，母親曾友貞會用它們給女兒們染指甲，搗碎了敷在指甲上，用麻葉包一夜，第二天便成了好看的橘紅色。
張懷忠與曾友貞育有九男二女，夭折了五個，活下來的有六個。張大千行八，乳名小八，大名正權。上頭有大哥張榮、二哥張善孖、三哥張信、四哥張文修、五哥張輔臣，還有大姐張瓊枝和另一個早夭的姐姐。
張大千記事的時候張瓊枝已十七歲，聰慧靈秀，一手畫工隨了母親，描花樣的時候手指極穩，一根線從頭走到底不帶偏。她常背著小八去河邊洗衣，一邊洗一邊教他認岸邊的花草——水蓼開紅花，花小得像米粒，可密密地擠在一起像一把紅刷子；艾草端午插門上，葉子背面有一層白茸茸的細毛；蒲公英的種子吹一口氣就能送上天，在風里飄飄搖搖地飛。小八趴在她背上摟著她的脖子，那些名字一個一個記住了，到現在都沒忘。
父親張懷忠業商，略通文墨，性情沉默。長年在外跑貨，把內江的糖和酒運到重慶，帶回布匹鹽巴。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家，可在的時候對孩子讀書的事從不含糊。有一年秋糧收了手頭緊，有人勸他讓小八別讀了，下去學生意學記賬。那晚張懷忠坐堂屋里抽旱煙，煙霧在油燈光里一圈一圈地轉，抽完一袋又裝了一袋，母親曾友貞在旁邊納鞋底等著他說法。最后他把煙袋在門檻上磕了磕，慢吞吞地說了一句：“讀。讀得出就接著讀。讀不出來——那是他的命。”他說完把煙袋擱在桌角，沒有再裝煙，站起來走了出去。
母親曾友貞是遠近聞名的“張畫花”。精于繪事，擅民間剪紙花卉，常以單線白描為人畫帳簾、枕套、鞋樣。內江城里的人都知道，張家女人畫的花樣比鋪子里賣的還好。她畫牡丹，花瓣一層一層翻出來，像剛被風吹過，連風的方向你都能看出來；畫梅花，枝干蒼老花卻嬌嫩，能看見花心里細細的蕊，一絲一絲的。有一回城里最大的布莊老板看中她一幅帳簾花樣要出錢買，她沒收，只說“拿去做樣子吧，做好了給我留一尺青布就行”。老板回去做了五十條帳簾，三天賣完。后來好幾家繡坊想請她去畫樣稿，開的價不低，她一概婉拒——家里孩子多，走不開。
她的畫從不復雜，幾筆就成，可那幾筆里有別人學不來的東西。一枝梅花的彎度，一片葉子的翻轉，一只鳥翅的弧度，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有人問她本事哪來的，她笑笑說看多了就會了。可哪有那么輕巧的事？她是在油燈下描了一二十年花樣才練出那幾筆的，燈焰把她的影子投在墻上，又大又瘦，隨著火苗的晃動微微地顫。張大千后來在畫案前一坐就是十幾個時辰，旁人夸他有天賦，他心里想的是母親在燈下描花樣的背影——那影子投在墻上，又大又瘦，像一株被光拉長了的樹。
六歲那年冬，張大千跟著張瓊枝識字讀《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姐姐教了三遍就會背了。張瓊枝高興得把他抱起來轉了一圈：“我們家小八聰明！”七歲隨四哥張文修習字，臨顏真卿《多寶塔碑》，每天一百個大字。開始坐不住，寫到五十幾個就東張西望想出去玩。張文修不管他，自己坐旁邊寫自己的。寫完了把兩人的字并排放桌上比——張文修工工整整一筆不茍，他的歪歪扭扭墨汁橫飛。他看了不服氣，一聲不響坐回去又寫了五十個。后來不寫滿一百個他反而不安心了，寫完了才肯把筆放下。
九歲那年秋天，張大千跟著母親和姐姐正式學畫。張家的孩子都這樣長大——母親在窗下描花樣，孩子們圍在旁邊看，看著看著就拿了筆跟著畫。冬天圍在火盆邊，炭火把屋里烘得暖融融的，母親隨手剪一張紙，展開就是一朵花一只鳥。孩子們爭著要，母親就說：“自己畫，畫得好的才給。”于是幾個孩子趴在火盆旁、炕沿上、飯桌上各自畫起來，畫完了拿去給母親看。母親不急著說好壞，先讓每個孩子講自己畫的是什么、為什么這樣畫。有的孩子講得頭頭是道畫卻一塌糊涂，有的悶聲不響畫卻讓人眼前一亮。張大千屬后一種——他不大會說自己畫了什么，可畫出來的東西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花是花鳥是鳥，不用解釋別人也看得懂。
曾友貞說得最多的是：“畫不在像，在活。你畫的花要讓人聞到香，畫的鳥要讓人聽見叫——那才算數。”有一回張大千畫了一枝梅花拿給母親看。母親看了半天：“花畫對了，枝也畫對了，可這枝梅花是死在那里的。你聞一下——它有沒有香氣？”他湊近了聞，紙上只有墨味，冷冰冰的，沒有花的氣息。噘著嘴拿回去改，改了三四遍回來母親還是搖頭。最后他實在沒辦法了，跑出去在院里的老槐樹下站了半個時辰，看天看云看樹影在地上慢慢移動，看光從葉隙間漏下來碎了一地。然后跑回來重畫了一幅。這回母親看了，摸了摸他的頭：“好多了。這個能聞到香。”那是他第一次明白——畫不只是畫在紙上的，是畫在心里的。
一九一一年秋，十二歲的張大千進了內江*****學校。課程與私塾不同，除了讀經寫字還有算術地理自然，黑板上的粉筆字和油墨印的課本對他來說都新鮮。他的字寫得好畫也畫得好，這兩樣班上數一數二，每次大字課他的本子都會被老師拿到前面展示，翻開的紙頁上的字筆筆清楚。算術課就全反了——那些數字在他眼里遠不如一筆一畫的漢字順眼，***數字像一群不聽話的蟲子，排不整齊。一加一知道等于二，一加到一百就亂了，加著加著忘了加到哪兒了。老師叫他上黑板做題，他在上面站半天寫不出一個字，粉筆灰簌簌落在袖子上白花花一片。同學們在下面笑，他臉紅到耳朵根，可越急越算不出來。后來老師再不叫他上黑板了，算術課讓他坐最后一排自己看書。
一九一四年春，十六歲離開內江去重慶求精中學。第一次真正離家。母親收拾的行李裝在一只舊藤箱里，角上的銅皮擦得锃亮，能照見手指。四哥張文修送他到碼頭幫他拎著箱子一路囑咐：“好好念書，別讓爹娘操心。重慶不比家里，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混。”船開了，他站船尾往后望，碼頭越來越遠，四哥越來越小，最后縮成了一個點。母親沒有來送——她說不來怕哭，可后來他才知道，那天母親一個人在堂屋里坐了一上午，把他的畫稿翻出來看了又看，然后疊好收進了箱底，一張一張撫平了再疊的。
求精中學坐落在城郊半坡上，西式紅磚校舍，操場邊的洋槐一到夏天就開滿白花。課程比**學校更多，英文、歷史、修身，每門課都有新東西。張大千讀書刻苦，許多功課成績出色，尤其寫字繪畫。可數學和體育兩門讓他頭疼。數學不必說，**時他對著題目發呆，交上去的卷子常常**空白，只在角落里畫一個小圈——那圈是他實在不知道寫什么時畫的，像一句無聲的嘆息。體育更讓他難堪，跑跳投擲一樣過不了關。那個后來走遍名山大川的人，年輕時跑不過任何一個同學。
他常常溜去學校后面的小樹林里畫畫。林子不大可樹密，洋槐、柏樹、青岡混著長，一鉆進去就沒人找得到。他在那里畫樹畫鳥畫天上飄過的云，畫林間光斑在地上移動的樣子。有時畫著畫著忘了時間，鳥叫停了又響響了又停，等回過神來體育課已經下了。他收拾本子從林子里鉆出來拍拍身上樹葉草屑，袖口被樹枝刮了一道口子，拿墨汁涂了涂——不細看看不出來。**教官***有一回發現他又溜了課，在樹林里找到他，把他畫的本子拿過來翻了翻。教官翻得很慢，一張一張地看，看完后說了一句：“畫得不錯。可身子骨不練，以后走不了遠路。”這話張大千當時沒全懂。很多年后他走遍千山萬水時才想起那個教官的話——一個人的身體是他所有遠行的本錢。
在求精中學讀了兩年，轉到了江津中學。轉學原因有幾種說法——數學實在過不了關，替同學畫的肖像全校轟動被原校覺得“不務正業”，還有說他和幾個同學偷喝酒被抓住了。不管怎樣，他走了。可江津中學有一件事他一直記得。那天課間一個同學拿了紙來找他：“正權，你給我畫個頭像行不行？我娘來信想我，我想寄張畫像回去，照相館太貴了。”張大千二話沒說讓他坐下，先端詳了好一會兒——眉骨高低、鼻梁弧度、嘴唇厚度、下巴輪廓。然后筆落下去，刷刷勾勒出臉輪廓，再一層一層加明暗細節。畫完時周圍圍了一圈人——像，實在太像了。消息傳開，來找他畫像的人越來越多，同學、老師、校工，后來連校長夫人都來找他畫了一幅。張大千來者不拒，提筆就畫。他喜歡畫人，喜歡捕捉一個人臉上最細微的神情——眉頭皺一下、嘴角翹一點、眼神暗一暗，別人注意不到的他全看在眼里，然后全畫在紙上。
一九一六年暑假，十七歲，和幾個同學從重慶徒步回內江。走到郵亭鋪附近，一伙**從路邊林子里沖了出來，二十來人，土槍砍刀，蒙著黑布只露眼睛。張大千跑了幾步就被按住了，麻繩捆了手腕，勒得骨頭疼。“別動！”刀背在他后頸磕了一下，冰涼冰涼，激得他整個后背都繃緊了。**把他們押到一處叫“千斤磅”的地方，山坳里的廢棄采石場，幾間石頭壘的房子油氈屋頂。輪到張大千的時候，**邱華裕讓人給他松了綁，扔過來一張紙一支筆：“寫！寫完了寄回去讓你爹拿錢來贖。”張大千拿起筆，手還在抖，可筆一落在紙上字就穩了——措辭得體，語氣平穩，字跡工整。邱華裕拿過信看了看，又看了看他，忽然笑了：“喲，寫得一手好字。”他折好信塞進懷里，上下打量了張大千好一會兒，“小子，你留下來吧。咱們這兒缺個識字的，你字寫得好，留著替咱們寫信。每月給你五塊大洋。”張大千連忙拒絕。邱華裕臉一沉：“你當我跟你商量？”張大千沒再說話。
十七歲的張大千成了**的“黑筆師爺”。他每天替**寫信，**們不識字，他寫什么他們就信什么。他盡量把贖金往低里寫，有時故意把字寫得潦草讓收信的人看不明白。遇到被綁來的無辜百姓他趁**不注意偷偷給人松一松繩子。日子久了，有些**叫他“張師爺”時語氣里帶著幾分真心的敬意。一百天后這伙**遭官兵圍剿，張大千由四哥托人保釋領回了家。那一百天他很少提起，可他學會了一件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手里的筆。
同年冬天，兩家長輩為張大千和表姐謝舜華定了親。
謝舜華大他三個月，兩人自幼一處玩耍青梅竹馬。張大千小時候去外婆家走親戚總和這個表姐在一起，兩家的院子只隔一條巷子。她教他認花認草，他給她畫各種小畫。她把他畫的每一張都收著，夾在一本舊書里，書頁間鼓鼓囊囊的。長大了些兩人話少了，可一個眼神就明白對方想什么。有一年夏天張大千在外婆家后院畫荷塘，謝舜華坐在旁邊石頭上看了一會兒，蒲扇在手里慢慢地搖，說：“你畫的水好像真的在流。”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你幫我看一眼，這朵荷花的顏色對不對？”她歪著頭看了看，認真地說：“花瓣尖上還要再淡一點。你那個曙紅太滿了。”他依言調淡了在花瓣尖上輕輕一掃——好了。那朵荷花從紙面上浮了出來。“你比我自己還看得準。”他說。她笑了笑沒說話，繼續搖著蒲扇。
訂親那天，謝舜華穿了一件藕荷色的棉襖站在堂屋門簾后面，只露半張臉。散了之后她趁人不注意走出來，塞了一樣東西到他懷里。是一方手帕，白棉布，邊角繡了一枝梅花，枝干用深褐線繡了老干，花瓣用淺粉線繡了五瓣，花心用黃線點了蕊，針腳細密。手帕疊得整整齊齊，帶著皂角的清香。“你出門在外，”她聲音很輕，“帶個念想。”大千把手帕握在手心里攥得緊緊的。“學成了就回來，”她又說，“我等你。”他點頭：“嗯。”
那時候他以為兩年很短。
一九一七年早春，十八歲，隨二哥張善孖東渡**。家里托善孖帶小八去學一門實用手藝——染織。張大千自己想去上海學書畫，可他開不了這個口。學染織好歹是正經本事，學成了回來開個染坊一輩子不愁。到了****都公平學校學染織。課程很實用——調色、浸染、套染，一匹白布在不同的染缸里進進出出，顏色一層一層地疊上去。這些和他心里想的“畫畫”是兩回事，可也不是全無關系。他在課堂學的東西后來全用在了繪畫上——配色、勻染、固色、套染，每一種技法都是顏色與時間的對話。課余時間他堅持自學繪畫，每晚等善孖睡了就把油燈端到桌上，用件舊衣裳把窗戶縫堵了，不讓光透出去，然后趴在桌上臨摹《芥子園畫譜》。
善孖起初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夜里他起來喝水路過房間門口，看見窗戶縫里透出一線光。他推門進去，看見張大千正趴在桌上臨摹，桌上攤著七八張畫好的，旁邊還有一沓寫滿了字的紙，是他自己寫的詩。善孖臉色鐵青：“你來**學什么？學染織。那你現在在干什么？”張大千沒說話。善孖走過來把他桌上的畫一張一張拿起來看，看一張扔一張。七張畫全扔在了地上，紙頁翻卷著散了一地。“你來**學畫？你知不知道家里為供你出來花了多少錢？娘描那些花樣描到眼睛都快瞎了！”張大千低著頭一句話也沒說。善孖站了一會兒呼出一口氣，彎腰把最后一張畫撿起來——那幅山水畫的是四川老家，門前老槐樹、院墻青瓦、遠處起伏的山巒。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畫輕輕放回桌上：“白天好好學染織，夜里要畫——也別畫太晚。油燈費油。”走到門口又站了一下，“那些畫別扔了。收好。”從那以后善孖再沒攔過他夜里畫畫。有時善孖自己睡得晚路過弟弟房間門口看見那線光從門縫透出來，就放輕腳步走過去，不敲門不說話，在那線光前面站一小會兒然后走開。兄弟倆在**一起生活了兩年多，善孖教他的不只是染織，還有怎么做人。
一九一九年春，張大千在京都公平學校完成學業，準備回四川完婚。可就在他準備動身時國內出了事——張勛復辟雖鬧了沒幾天就垮了，可兵荒馬亂是真的，長江航線時斷時續，回四川的路走不通。他只好先到上海等局勢穩定再回去。他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叫“泰安客棧”的小客棧住了下來，房間在三樓靠街，窗外一棵老梧桐。每天去碼頭問有沒有去重慶的船，回答總是一樣——“沒有，再等等。”這一等就等來了那封信。
那天下午是個陰天，張大千從碼頭回來，客棧伙計遞給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母親曾友貞的，他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個“張”字的最后一筆總是往上挑，微微翹著，像她寫高興了時的習慣。他拿著信上了樓坐在床邊拆開。信紙上只有一行字：“舜華已歿，速歸。”他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每一個字都認得，可連在一起他讀不懂。歿——他認得這個字，可他不愿意認。信紙在他手里微微抖著，邊緣被他捏出了細細的褶，折痕處紙纖維發白了。他把信紙慢慢折好放回信封，放進貼身口袋，站起來走出了客棧。
那天上海的天是灰的。他沿著黃浦江走，從外灘走到十六鋪。江風帶著水腥氣撲在臉上，他感覺不到冷。所有聲音都離他很遠，像隔著水聽過來。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只知道不能停下來，一停下來那四個字就會追上來。他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站在江邊一處廢棄的棧橋上，看著太陽從浦東的水面上浮起來。光鋪在江面上碎成千萬片金鱗。他從懷里掏出那方手帕——白棉布已經洗得發白，可邊角那枝梅花還在，針腳淺了可形狀還在。手帕在江風里飄著，像一只不肯落下來的白蝴蝶。他站在那里，手帕在風里一直飄。他沒有哭，只是站著。可他覺得心里有一個地方永遠暗下去了。
謝舜華死了，年未滿二十。他連她的葬禮都沒能參加。
那天之后張大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行李鎖在客棧里，沒有回四川，沒有去找善孖，一個人出了門，往南走，去了松江。
松江禪定寺。張大千到的那天是大雪天，雪片又密又大，落在肩上積了薄薄一層。他叩響山門，開門的小沙彌看見門外站一個滿身雪花的年輕人，愣了一下：“施主是來進香的？不，”張大千說，“我來出家。”住持逸琳法師讓他坐下，倒了一碗熱姜茶，等他身子暖過來一些了才開口：“為何出家？”張大千捧著茶碗沉默了很久。“世間人留不住。”他說。逸琳法師看了他好一會兒——那年輕人眼眶底下有兩道青灰色的陰影。他點了點頭沒再問。第二天為這個年輕人取了法名：“三千大千世界，皆是夢幻泡影。你從此就叫大千吧。”從此世間少了一個張正權，多了一個張大千。
起初的日子他跟著僧人早課誦經，日子清凈。可清凈歸清凈，心里那團東西沒有散。白天誦經腦子里常常走神，晚上躺在禪房硬板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摸枕頭底下那方手帕，數上面的針腳，從花心數到花瓣，從花瓣數到枝干，數著數著天就亮了。逸琳法師看出他心不定，每天早上叫他一起去后山走走。后山一片竹林，冬天竹葉積了雪風一吹簌簌地落，雪沫子從枝頭散下來在空中亮晶晶地閃。有一天早晨新雪之后，逸琳法師忽然問：“大千，你心里放不下的是什么？”張大千沒回答。“放不下就不放，”逸琳法師說，“硬放，放不干凈。”張大千抬起頭：“可是師父，不放怎么做和尚？”逸琳法師笑了一下：“誰告訴你做和尚就一定要什么都放下？可你還沒到明白的時候，硬叫你放手你放得了么？”張大千沒說話。“不急，”逸琳法師說，“慢慢來。”
可張大千等不了了。他聽說寧波觀宗寺諦閑老法師佛門聲望最高，決定去寧波求戒。逸琳法師給他收拾了行囊和一封引薦信：“去吧。受完戒若還想回來，禪定寺的門永遠開著。”張大千從松江一路募化到寧波，到了觀宗寺，知客僧見他是個沒穿正式海青的野和尚，閉門不納。他在鎮上客棧住下，寫了一封信給諦閑法師。據說諦閑法師當時正在閉關，可看了信之后說了一句：“此人字里有氣。”第二天知客僧找到他：“張居士，老方丈有請。”諦閑法師在方丈室見他：“你的信我看過了。字寫得好。你學什么的？學畫的。畫一幅給我看看。”張大千從包袱里取出筆墨鋪開一張紙，畫了一枝殘荷——一枝殘荷、一截禿莖、幾筆淤泥。只用了墨沒有上色，可那姿態已經在那里了。諦閑法師看了很久，把畫收了起來：“你留下吧。”
張大千在觀宗寺住了下來，天天與老法師論道。可臨到要燒戒的時候他猶豫了。受戒前一夜他去見諦閑法師：“師父，頭上燒了戒疤就真的四大皆空了么？”諦閑從老花鏡上面看他：“戒疤在頭上，戒律在心里。可弟子想不通。**原沒有燒戒這個規矩。燒戒是梁武帝創造出來的花樣——以戒代囚。弟子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燒戒？”諦閑耐心地說：“你既是在中國就應遵奉中國佛門的規矩。”又打了比喻——信徒如野馬，燒戒如籠頭。張大千答：“有不需籠頭的良駒，難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諦閑笑而不答。兩人辯論了一夜沒有結論。第二天就是臘月初八，剃度大典。張大千躺在禪房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想起了謝舜華站在門簾后面只露半張臉的樣子，想起她塞手帕給他時指尖的溫度。他想起母親在燈下描花樣的背影，想起善孖彎腰撿畫時的手掌，想起李瑞清——雖然還沒拜師可在心里已經把他當成了老師，他看過李瑞清的字，那種蒼勁中帶著悲涼的筆意。戒疤真的能讓它們消失么？天亮前，張大千從觀宗寺后門走了。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那扇門在晨霧里關著，門環上掛著霜。
他打算到**西湖靈隱寺投奔一位在禪定寺認識的法兄。到了西湖邊要過渡到岳墓，船夫要四個銅板，他身上只有三個。他說明錢不夠請船夫慈悲，船夫不依。過了渡他把僅有的三個銅板全給了船夫，哪曉得船夫一把抓住他僧衣不放破口大罵，把他穿的和尚禮服“海青”扯破了，白布襯里露出來。拉扯間船夫用槳來打他，張大千一怒奪過槳來把船夫**了。他站在渡口看著倒在泥里的船夫，再看看自己被扯破的海青，肩膀布片在風里飄——忽然覺得荒唐極了。他千里迢迢跑到這里為的是做一個四大皆空的和尚，可一個船夫三個銅板一件破海青就讓他動了怒動了手。“那時候究竟是血氣方剛，”他后來回憶說，“一點不能受委屈。我開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他在靈隱寺住了下來，可心里那團東西不但沒散反而更亂了。給上海的朋友寫信訴說苦悶，朋友回信勸他回上海。他收拾包袱從靈隱寺出來坐火車去了上海。
火車到了上海北站。張大千拎著簡單行李走下月臺，包袱里還是那兩件僧衣、一冊《金剛經》，和壓在底下的那方手帕。然后他看見了張善孖。善孖站在月臺上穿一件深色長袍臉色鐵青嘴唇抿成一條線——和在**那個晚上一模一樣。張大千愣在原地。善孖走過來一把抓住他胳膊：“跑什么跑？**眼睛都快哭瞎了！爹聽到消息三天沒吃飯！”張大千低著頭一句話沒說。“我不回去，回去了也是被安排。”善孖停下腳步回過頭看著他：“那你告訴我，你打算去哪兒？”張大千答不上來。“你哪兒也去不了。你才二十歲，你什么都沒有連自己都養不活。”張大千沒說話。“跟我回去。爹娘年紀大了，你不能讓他們再操心了。”張大千跟著善孖走了。從松江禪定寺開始到上海北站被二哥抓住為止，前后剛好一百天。和尚沒做成，可“大千”這個名字留了下來。
回到內江是一九二〇年正月。過了幾天母親說了一件事——娘家遠房侄女曾正蓉，十九歲，脾性好，兩家合計著把親事辦了。張大千正坐在窗下翻一本畫冊：“我不想娶。”善孖從身后過來按住他肩膀：“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爹娘還在，你不能讓他們再操心了。”一九二〇年春，二十二歲的張大千與十九歲的曾正蓉完婚。婚禮那天張大千穿大紅新郎禮服被人推著拜了天地。滿堂賓客都在笑，他也笑，可那笑是掛上去的，嘴角牽著可眼睛是平的。鬧完洞房賓客散了，新房的門關上只剩他們兩個人。曾正蓉坐在炕沿上低著頭手指絞著衣角，張大千坐在另一邊沒有動，兩人中間隔著兩尺多遠的距離。沉默了很久，曾正蓉先開口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可爹娘說了算，我也沒辦法。”張大千沒說話。“我會好好過日子，不會給你添麻煩。睡吧。”他說。新婚之夜他們沒有圓房。張大千躺在黑暗里聽著身邊那個人的呼吸聲，曾正蓉翻了個身面朝墻壁把后背對著他，那個背影縮在炕的另一頭，小小的靜靜的。新婚沒幾天他就去了上海。曾正蓉送他到門口：“路上小心。”他點了點頭走出去很遠回了一次頭，她還站在門口，小小的一個人，在初春薄霧里像一棵剛栽下去的小樹，風把她的衣擺吹起來又放下。他轉過身沒有再回頭。
到了上海，經同鄉傅增湘介紹，在**路景興里拜衡陽名士曾熙為師。曾熙號農髯，六十歲上下面容清癯留一把長髯，灰白灰白的，說話慢悠悠可每一句都在點子上，像磨刀石慢慢走了一遍，聽著不響可刃已經利了。他看了張大千帶來的畫，看得很慢，每一幅都端詳好久不急著翻下頁。看完放下畫只問了一句：“你想學什么？什么都想學。”曾熙笑了：“什么都想學就什么都學不到。先學一樣學精了再學別的。”從書架上抽出一卷字帖遞過來，“先練這個。每天臨一遍。”是《鄭文公碑》。第二天拿去給曾熙看，曾熙看了看：“太像了。你在摹他不是在寫他。你停三天別碰這個帖，三天之后憑著記憶寫一遍。”張大千依言寫了交上去。“好一點。可還是太拘。你寫的時候不要想字，你想那塊石頭——鄭文公碑文是刻在石頭上的，石頭被風雨吹了一千年的樣子。先想石頭再寫字。”張大千回去又寫，有一天夜里寫著寫著忽然懂了。又寫了一幅交上去，曾熙接過來看了半晌，沒說話，把字帖收進抽屜，從另一格抽出一卷畫——石濤真跡《山水清音圖》：“拿去臨。臨完這幅還有。”后經曾熙引見又拜了李瑞清為師。李瑞清住南京，偶爾來上海。書法蒼勁老辣，有一種別人學不來的悲涼之氣。拜師那天李瑞清讓張大千寫一幅字，他寫了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李瑞清接過去看了很久：“筆力還軟。回去練。”可他把那幅字收起來了。張大千后來才知道李瑞清把每個學生第一幅字都收著，過幾年再拿出來比較，看長了沒有。
兩位老師將珍藏的石濤朱耷徐渭唐寅真跡借他臨摹。張大千如魚得水拼命臨拼命學。白天在曾熙家看畫臨畫，晚上回自己租的小閣樓接著畫，常常畫到天亮，油燈添了又添燈芯燒短了又撥長。像一個餓了很久的人突然看見滿桌飯菜恨不得一口全吞下去。曾熙見他太過拼命有時勸歇一歇，他嘴上應著可手停不下來。他不敢停——一停那些念頭就涌上來，謝舜華的臉、曾正蓉的背影、觀宗寺后門晨霧里的樣子。李瑞清在一旁看著也不勸，只是偶爾走過來在他畫的某處點一下：“這里不對。重來。”他撕了重畫，一幅畫七八遍是常事，有時十來遍。有一回臨了一幅石濤山水自己覺得差不多了拿去給李瑞清看，李瑞清看了半天只說了一句：“石濤的石頭是活的，你的石頭是死的。為什么？你畫的時候想著的是‘畫石頭’，石濤畫的時候想著的是‘摸石頭’——他摸過，知道石頭是涼的糙的硬的。你沒摸過，你只見過畫上的石頭。”張大千把畫拿回去閉著眼睛用手在桌角上墻上摸著找“石頭的感覺”，摸了一下午重新畫。畫到**天又拿去給李瑞清看，李瑞清接過來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沒說話把畫放桌上轉身走了。可張大千看見老師嘴角微微動了一下——那是他在老師臉上見過的唯一一次笑意。那段時間是張大千生命里少有的安穩日子。可李瑞清沒給他太多時間。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李瑞清在南京病故，享年五十四歲。張大千入門還不到一年。那天上海下雨，他正在曾熙家臨一幅石濤山水，雨打窗外梧桐葉上嗒嗒嗒嗒地響。曾熙從外面進來，走到他身后站了一會兒：“別畫了。”張大千回過頭。“你老師走了。”筆從張大千手里掉下去，洇出一大團墨。他趕去南京跪在靈前沒有哭，只是跪著。曾熙從后面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你老師走之前對我說——‘張大千是塊材料，別讓他荒了。’他說的是你。”張大千低著頭跪在**上：“我才跟他學了不到一年。一年就夠了，”曾熙說，“有的人跟了一輩子什么都不算。”回到上海后張大千畫了一幅《次回先生詩意圖》，在落款署了兩個小字：“啼鵑”。杜鵑啼血，那是他最早的署名之一。
暮色中張大千從回憶里回過神來。他不知道自己靠著船舷站了多久，江風還在吹，吹得手里書頁嘩嘩翻動。《石濤畫譜》被風翻到某一頁，上面有一行極小的鉛筆字，他都不記得什么時候寫下的：“石濤一生漂泊，筆墨里卻有一座家。我的家在哪里？”他看了很久，慢慢合上書用布包好抱在懷里。
天更暗了，西邊天際還剩最后一抹暗紅，像墨汁滴了一滴朱砂慢慢洇開。船上燈全亮了，昏黃的光在甲板上鋪出一小片一小片暖色。船速慢下來，前方江面變寬燈火變密——上海要到了。十六鋪碼頭輪廓在暮色中浮出來，棧橋、倉庫、挑夫跑動的影子。船靠碼頭汽笛一聲長響，乘客涌向舷梯，碼頭上熱鬧起來。張大千拎行李踏上跳板，石板地還帶著白天的余溫隔著鞋底傳上來，溫溫的實實在在的。他在碼頭口站定四面看了看，人來人往——長衫先生、短打苦力、寬檐帽洋人。他從懷里掏出傅增湘寫的地址：“法租界貝勒路三百八十四號，李宅。”字跡工整有力。攔住一個拉黃包車的：“法租界貝勒路，去不去？”車夫曬得黝黑露出白牙：“去，怎么不去？”
黃包車穿過暮色中的街道，街燈漸次亮起來，把路兩旁的梧桐樹照出碎碎影。穿旗袍的女人從綢緞莊出來，賣花女孩蹲在街角白蘭花一串一串，咖啡館里的洋人說著法語笑得很響。張大千坐在車里看上海的春天從車窗兩側流過。這是他第二次來上海。上一次是路過，一個從**回來的四川年輕人急著回家娶他的表姐。這一次他什么都沒急著。
他摸了摸懷里的石濤畫譜，又摸了摸那方手帕。二十二年的光陰在身后退去。那些人一個一個退遠了——母親、謝舜華、善孖、李瑞清——可他們退遠的時候沒有消失，變成了別的東西，變成了風變成了光變成了他紙上的墨痕。
黃包車在貝勒路三百八十四號門前停下。他付了車錢站在那扇虛掩的院門前，玉蘭花的香氣從院子里飄出來淡淡的，像是誰在黑暗里輕輕喚了一聲。他站了一會兒伸手推了一下門。門開了一條縫，燈光從里面瀉出來黃黃的暖暖的，落在他腳前的石板地上把他的人影拉得長長的。
他跨了進去。他不知道——那扇門后有一幅《荷花圖》，一枝殘荷一截禿莖幾筆淤泥，正在墻上等他。他也不知道，那幅畫的作者此刻正在鷗湘館里研墨。墨錠在端硯上一圈一圈磨著，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墻上，紙窗上，墻上的畫上。她也不知道，即將走進來的這個人，會坐在她對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門在他身后合上了。
正是
廿載浮沉一葉舟，江風攜夢入申秋。
鷗湘門啟燈初上，從此丹青共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