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冬天，北京城下了這個冬天最大的一場雪。
我蹲在四合院的水龍頭旁邊，就著刺骨的涼水洗婆婆的棉褲。手指凍得通紅，指關節裂開了好幾道口子，沾了冷水疼得像刀割一樣。身后的屋子里傳來婆婆和鄰居大媽們嗑瓜子聊天的聲音，暖氣燒得足足的，玻璃窗上結了一層厚厚的霧氣。
“我跟你們說，我家那個兒媳婦，就是只不會下蛋的母雞。”婆婆的大嗓門隔著兩道門都聽得清清楚楚，“嫁進來三年了，肚子一點動靜沒有。我們家建國娶她真是倒了八輩子血霉。”
“可不是嘛，”隔壁王嬸的聲音陰陽怪氣，“看著挺周正一個姑娘，怎么就是個不下蛋的呢？你家建國可是獨苗，這要斷了香火可咋整？”
“斷了就離唄，”婆婆磕了一顆瓜子，瓜子殼吐在地上，啪的一聲脆響，“我跟建國說了，年后就跟她離。紡織廠張主任家那個閨女，雖然長得一般，但人家爹是主任，嫁過來能帶一套三轉一響。不像這個，嫁進來的時候屁嫁妝沒有，白吃我們家三年飯。”
我把棉褲翻了個面，繼續搓洗膝蓋那塊被她跪太廟跪出來的黑印子。冷水順著袖子灌進去，從手腕一直涼到胳膊肘。我咬著牙，一聲不吭。
這樣的事，三年來每天都在發生。我習慣了。不是不疼，是疼麻了。
我叫沈安寧，今年二十四歲，嫁進趙家三年了。三年前，我是街道辦的小辦事員，趙建國在隔壁辦公室，戴一副金絲眼鏡，說話溫聲細語，追我的時候每天在單位門口等我下班，風雨無阻。我媽死得早，我爸在**的時候被打成**，下放到青海**，我從小跟著舅舅長大。舅媽嫌我吃白飯，十六歲就把我趕出了家門。我一個人在街道辦上班，住集體宿舍，覺得自己像一根浮萍，漂到哪兒算哪兒。
趙建國追我的時候，我覺得老天爺終于開眼了。他不嫌棄我的出身，不嫌棄我沒爹沒媽，說以后他照顧我一輩子。結婚那天我哭了，以為自己終于有了一個家。
結婚第二天，婆婆就把我的工資卡收走了。她說，嫁進趙家，就是趙家的人，工資當然歸家里管。我不愿意，趙建國在旁邊打圓場說“媽說得對，咱們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