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廳的燈光有些昏暗，妻子周嵐挺著八個月的孕肚，疲憊地靠在沙發上。
“高恒，我下個月想請假在家待產了。”她的聲音很輕，帶著一絲懇求，“你看，我們能不能……暫時停一下AA制？”
我正看著最新的基金走勢圖，頭也沒抬。
“不行。”
我的回答干脆利落，不帶一絲猶豫。
“AA制是我們結婚時的約定，是婚姻平等的基礎。你不上班了，是你自己的選擇，不能成為破壞規則的理由。”
周嵐看著我，眼睛里最后一點光，熄滅了。
她沒再說話，只是緩緩地站起身，扶著腰，一步一步地，走回了那個冰冷的次臥。
高恒，三十五歲，是一家頂尖投行的部門副總監，年薪稅后一百八十萬。
他是典型的“寒門貴子”，憑著一股不服輸的狠勁，從一個偏遠小鎮，一路考上名牌大學，又進了這個遍地精英的金融行業。
他的人生信條是：絕對的理性和絕對的公平。
他厭惡一切非理性的情感糾葛，更鄙視婚姻中任何形式的依附和索取。
因此，在和妻子周嵐結婚的第一天，他就明確提出了AA制。
“周嵐，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獨立個體。”他拿出自己親手**的表格，上面清晰地羅列了未來家庭的所有開銷，“房租、水電、伙食、交通……所有費用，我們一人一半。你的收入你自由支配，我的投資我自主決策。這樣，我們的婚姻才能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而不是變成一筆糊涂賬。”
周嵐當時是一家公司的行政主管，月薪一萬出頭。她看著高恒眼中不容置疑的堅定，沉默了許久，最終點了點頭。
于是，他們的婚姻，就在一張張精準的表格和一筆筆清晰的轉賬中，開始了。
高恒對這種模式非常滿意。
他覺得，這才是最理想、最高效的婚姻形態。沒有經濟上的糾葛，就沒有情感上的負擔。
他每天西裝革履，開著五十萬的轎車出入高檔寫字樓，在資本市場里指點江山。下班后，他會去健身房，或者參加各種高端的行業酒會，拓展人脈。
而周嵐，為了節省開支，她每天要轉兩趟公交車，花一個半小時去上班。中午，為了省錢，她常常只吃公司樓下便利店的速食便當。
他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卻像是兩個合租的室友。
高恒的臥室在主臥，寬敞明亮。周嵐的臥室在次臥，小而局促。
他們各自洗各自的衣服，各自做各自的飯。高恒吃的是進口牛排和有機蔬菜，周嵐吃的，是菜市場打折的青菜和雞蛋。
高恒對此視而不見。
他認為，這是周嵐自己的選擇。她的收入水平，決定了她的生活品質。這很公平。
他從未想過，這種所謂的“公平”，對于一個拿著普通薪水，卻要承擔一半高昂房租和生活成本的女人來說，是多么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