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還剩八十六塊五。”
“工位旁邊的自動販賣機，最便宜的面包三塊五。”
“距離下次發工資還有十八天。”
我蹲在流水線盡頭的角落里，對著手機計算器按來按去。旁邊堆著剛裝箱的電子元件，塑料殼子散發出廉價的味道。工頭老趙端著搪瓷杯經過，瞥了我一眼：“林曉，發什么呆？第七排等著你上獎呢。”
我摁滅手機屏幕，站起來。“來了。”
這是我生活的常態，從十八歲進廠，整整三年。
進廠那天，我媽送我到長途車站。她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手里提著個紅色塑料桶，里面塞著我的鋪蓋卷和兩件換洗衣裳。
“到了好好干，別偷懶。”她把桶塞到我手里，指甲縫里還留著洗菜時沾上的油漬，“家里就指望你了，你弟弟明年中考，補習費貴。”
我說知道了。
她又補一句：“省著點花，能攢就攢點。**走得早，媽一個人拉扯你們倆，不容易。”
大巴車開動時，我看見她站在車站外的梧桐樹下，用手背擦眼睛。我抱緊塑料桶，桶把手硌進胳膊里。
然后就是流水線和泡面的日子。
真的，不夸張。早餐是廠里食堂的稀飯，咸菜免費。午餐是兩塊五的素炒，米飯管飽。晚餐看情況——如果中午多買了個饅頭，晚上就泡點開水。我們車間四十多號人，除了我，都點廠門口的外賣。后來他們聚餐也不叫我了，大概覺得叫我也付不起。
第一個月，我媽打電話來。
“錢夠花嗎？”
“夠。”
“不夠就說，媽再想想辦法。”她說這話時，**音里有電視劇的吵鬧聲，“就是家里最近困難，你弟弟學校要交材料費，三百……”
我說真夠了。
掛了電話，我去食堂又買了兩個饅頭。一塊錢。打飯的阿姨多看了我一眼，沒說話。
第一個月，我體重掉了九斤。
過年我沒回家。我媽在電話里支支吾吾，說車票貴，不如在廠里加班，加班費高。我說好。除夕那晚，宿舍就我一個人。我從廠區小賣部買了袋速凍湯圓，十二塊。煮的時候水放少了，粘鍋，一半破了皮。
我對著那鍋糊湯圓，突然就哭了。
但我沒打電話回家。我想我媽肯定更難。
過完年，我開始打第二份工。白天在電子廠流水線，晚上去旁邊的**攤幫工，洗碗串串，一晚五十。一個月下來，多掙了一千五。我給我媽發短信，說找到兼職了，以后生活費少給點。
她秒回：“那太好了！家里正缺錢，你弟弟補習班漲價了。”
我把剛發的工資留了三百，剩下的一千七轉回去。自己留的錢，買了兩件地攤短袖，一件十五。剩下二百多，是下個月的飯錢。
工友劉姐問我：“林曉，你家里是不是特別困難？”
我說還行。
“那你怎么天天吃饅頭？”
“減肥。”
她就不問了。但眼神里有東西，我看得懂。是那種混合著憐憫和精明的東西，像針，細細密密地扎人。
第二年開春，我媽突然來了趟廠里。
她沒提前說，直接到宿舍樓下打電話。我跑下去，看見她蹲在花壇邊，腳邊放著個蛇皮袋。
“給你帶點家里的**。”她把袋子遞給我，**用油紙包著，有些發硬，“你弟弟……你弟弟上次模擬考，進步了二十名。”
我接過袋子。“媽，你怎么來了？”
“順路。”她搓搓手，“那個，你這半年攢了點錢吧？”
“攢了一點。”
“那就好！”她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黯淡下去，“你弟弟下學期要住校了，得買臺電腦。你阿姨說現在學生都用蘋果的……”
她頓了頓，沒再說。
我懂了。我說：“媽，我手里真沒多少。”
她拍拍我的肩，手很重。“曉曉懂事了。”
她走的時候，我送她到廠門口。她忽然轉身，從貼身的內衣口袋里掏出個皺巴巴的紅包，塞進我手里。
“拿著。別跟你弟弟說。”
我捏了捏，大概三百。
公交車開走，我站在站臺邊，打開紅包。里面是三百二十塊，五張五十的，六張二十的。還有張小紙條，圓珠筆寫的：“好好吃飯。”
那晚我破天荒去**攤點了十塊錢的烤串。肉很少，但我吃得很慢，一串一串地嚼。
日子就這么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