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認了自己得了這個病。認了自己沒有早來看。認了花掉的那些錢。認了他可能再也回不到大棚了。
他什么都能認。
唯獨有一件事，他從來不認。
他從來不跟任何人說“疼”。
護士問他疼不疼，他說還行。醫生問他要不要加止痛藥，他說不疼了。嫂子半夜聽到他翻來覆去地喘粗氣，問他是不是又疼了，他說沒有，你快睡。
可我知道他疼。
癌轉移到骨頭的那種疼，我在教科書上讀過，在臨床上見過。那種疼鉆進骨縫里，滲到骨髓里，止痛藥壓得住一時，壓不住一世。
他一個字都不說。
不是不怕疼。
是怕別人擔心。
他這輩子就這樣。種地、干活、養家、帶孩子，把所有的苦和累都往自己身上扛。扛不動了就硬撐，撐不住了就咬牙，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
你什么時候問他，他都回你兩個字。
挺好。
棚里的菜長得挺好，今年行情挺好，我的身體也挺好。
什么都不好。
但他都說好。
我堂弟江啟銘在市醫院當骨科醫生。看了我哥的片子，給我打了個電話。
“姐，那個位置和分期，你也清楚。三到六個月，看治療反應。”
我說我知道。
“你有心理準備嗎？”
“我有。”
我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聲音穩得像一個旁觀者。
可我不是旁觀者。
我跟嫂子說了。嫂子在電話那頭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拼命壓著的、從喉嚨里擠出來的聲音。比嚎啕大哭更讓人受不了。
她說：“他那天還跟我說，等這茬黃瓜賣了，給小北買個那種可以開的玩具車。”
說不下去了。
電話那頭的哭聲斷了又續，續了又斷。
那茬黃瓜后來賣了多少錢我不知道。
但那輛玩具車，再也沒有被提起過。
化療到第二個療程的時候，我哥瘦了二十斤。
他的臉從黑變黃，顴骨凸出來，眼窩凹下去，穿著那件舊棉襖，空蕩蕩的。
他說不疼了。
我不信。
我偷偷看了他的病歷本，止痛藥從布洛芬換成了***，又從***換成了**貼片。
每一次升級，都意味著疼痛在加劇。
可他還是說不疼。
大年初六那天，我哥走了。
下了很大的雪。
從確診到走，整整四十二天。
年前他出院回家。除夕那天坐起來看了看春晚，看到一半又躺下了。大年初一吃了三個餃子，初二吃了兩個，初三吃了小半碗粥，初四什么都吃不下了，初五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
初六凌晨四點多，嫂子喊我。
說你哥不行了。
我趕到他床邊的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了。眼睛睜著，看到我，嘴唇動了動。
我把耳朵湊過去。
也許是“棚里”。也許是“別哭”。也許什么都沒說。
我不知道。
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第三章
我哥走了以后，我去大棚里收拾他的東西。
那件軍綠色的棉襖掛在棚口的柱子上。口袋里裝著半包煙、一個打火機、一卷用塑料袋纏了好幾層的錢。
我打開那卷錢。全是十塊、二十、五十的零錢。
四百三十塊。
他賣菜攢的。不知道攢了多久。沒舍得花。
口袋里還有一張紙。
縣醫院的小票，背面寫了一行字。
“不要化療了，太貴。”
我蹲在大棚里，把那張紙攥在手里。
棚里還有幾排西紅柿沒摘。有些熟透了裂了口，有些還是青的。
那天我蹲在那里，從天亮蹲到天黑。
沒有哭。
哭有什么用？
我學了八年醫，連自己親哥都沒救住。
哭能把他哭回來嗎？
我哥下葬那天，村東頭的山坡上，風大得能把人吹走。
二叔一家來了。二叔哭了幾聲，說守望這孩子命苦。
二嬸馬翠屏站在后面，沒什么表情。
堂哥江守業攙著二叔，嘴里說著“節哀”，眼睛一直往大棚那邊瞅。
我當時沒在意。
七天以后我就明白了。
頭七剛過，江守業就來找嫂子。
說的是：守望不在了，嫂子一個女人帶著小北，兩畝大棚也顧不過來。不如把大棚交給他來管，每年給嫂子分點錢。
嫂子說這是守望留下的，不轉。
江守業又來了第二次。第三次。**次。
**次的時候，馬翠屏也來了。話說得不好聽：“秀禾啊，你一個女人家，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