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快結束的時候，方靈請我喝下午茶。
她攪著咖啡，指甲在杯壁上敲了兩下，漫不經心地說："錦錦，你知道嗎？裴衡上周去了趟溫瑤以前住的城市。"
她的眼睛在笑，嘴唇也在笑，但那雙眼睛底下的東西不是善意——是看戲。
"他每年都去。"她補了一句，"這你知道的吧？"
我不知道。
但我的表情沒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燙到舌尖，沒縮手。
那天晚上我坐在裴家大宅的客廳里，等裴衡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是凌晨一點。身上帶著酒氣，領帶松了，襯衫前襟有一小塊水漬——像被雨淋過，又像是別的什么。
我坐在沙發上，開著一盞落地燈。
他看到我。
腳步頓了一下。
"你還沒睡？"
這是他說過的最接近關心的話了。
"裴衡。"我叫他的名字。嗓子有點干，但聲音穩。"你去找過她了？"
他沒說話。
"溫瑤。"我說出那個名字，像吐出一根含了兩年的魚刺。"你每年都去找她。對嗎？"
沉默。
客廳里只有落地燈發出的細微電流聲。
裴衡站在玄關處，半張臉陷在陰影里。他的喉結滾了一下，像在吞咽什么。
然后他開口了。
"你不需要知道。"
五個字。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我盯著他看了很久。
久到他終于別開了視線。
"好。"我站起來，把毯子疊好放在沙發扶手上。"我不需要知道。"
我上樓。
那晚我睡在次臥。和之前每一個他出差回來的夜晚一樣。
主臥的門始終關著，從里面鎖上。
不是他鎖的。
是我。
從第六個月開始，我就自己搬去了次臥。他沒問為什么，也沒要求我搬回來。
這是我們之間最默契的事——保持距離。
分手是在第二年的最后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號。鶴城下了第一場雪。
裴家大宅的院子里種了一棵銀杏，葉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干上積了薄薄一層白。
我的行李箱早就收好了。一個二十四寸的箱子，黑色，輪子有點歪——是我搬進來時帶的那個。
兩年的東西，刪刪減減，還是只裝了一個箱子。
裴衡不在家。
我把副卡、鑰匙、他送過的所有東西——那些沒有溫度的首飾和包——整齊碼在茶幾上。
然后我寫了一張紙條。
只有四個字：
「我走了。」
連"謝謝"都沒寫。因為我不知道該謝什么。謝他收留了一個替身兩年？謝他沒讓我流落街頭？
不。我在他這里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太多。
我失去了兩年的自尊。
拖著行李箱走出裴家大門的時候，天黑了。雪還在下，細密的冰晶打在臉上，一點一點化成水。
門口沒有人送我。
司機不在，保姆不在，嬤嬤不在。
方靈在。
她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抱著胳膊靠在門廊柱子上，指甲是新做的櫻桃紅。
"走了？"她笑著看我，"也好。替身當到頭了。"
我沒回頭。
行李箱的輪子在雪地上碾出一道深痕，歪歪扭扭的，像我這兩年走的路。
出了巷口，我才發現自己在哭。
不是那種嚎啕大哭——是眼淚自己往下掉，止不住，擦干了又來。嘴唇抿得發白，喉嚨里堵著一團東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
不是因為愛。
是因為憋了兩年的屈辱，終于有了一個出口。
我蹲在路邊，行李箱倒在旁邊，雪落在我頭頂。
哭了大概十分鐘。
然后我站起來，擦干臉，拖起箱子。
去機場。
離開鶴城。
飛機落地的時候是凌晨四點。南城的空氣濕熱，和鶴城完全不同。
我打了輛車，報了一個地址。
司機從后視鏡看了我一眼："姑娘，那地方這個點不開門吧？"
"會開。"
車停在一棟老洋樓前面。深灰色的外墻爬滿了三角梅，鐵門上了鎖，但二樓的燈亮著。
我按了門鈴。
三十秒后，門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老人。六十多歲，頭發花白，穿著棉麻睡衣。他看到我的瞬間，那雙渾濁的眼睛猛地亮了。
嘴唇哆嗦了兩下。
"錦錦……"
"宋叔。"我站在門口，行李箱的把手在掌心里硌出一道紅痕。"我回來了。"
宋叔——宋伯遠。時家的老管家。我親外公身邊跟了四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