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魯南某縣，隸屬于西洼大隊的坡子溝村。
趙晚棠蹲在灶房門口，看著鍋里翻滾的紅薯粥，胃里一陣反酸。
十九歲的姑娘，正是愛美的年紀(jì)，可鏡子里的臉蠟黃，手背上的關(guān)節(jié)因為常年沾涼水、攥鋤頭，粗大得像個老婦。
她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能背出《滕王閣序》，能算出復(fù)雜的生產(chǎn)隊賬目，可這有什么用？
大學(xué)不招生，她這輩子的天花板，就是嫁給一個壯勞力，生三個孩子，然后在這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塊的地方，爛在地里。
“棠棠，吃飯了。”
母親李桂蘭端著碗走出來，看著女兒的背影嘆氣，“別想那些有的沒的，今天去鎮(zhèn)上相親，那是媽托了三姑婆才說成的。男方在縣供銷社上班，雖然是臨時工，但那是城里啊。”
趙晚棠沒回頭，聲音冷淡：“我知道。”
她知道，她太知道了。
為了這次相親，她把家里最后一點藏著的紅糖都吃進(jìn)了肚子里，讓自己看起來氣色好些。
她身上這件碎花布衫，是改了她娘當(dāng)年的嫁衣布料，針腳密得能盛水。
下午兩點，趙晚棠到了鎮(zhèn)上的國營飯店。
飯店里彌漫著肥肉煉油的香氣，這是在這個貧窮年代最勾人的味道。
相親對象叫張國富，已經(jīng)在那等著了。
人長得有些縮脖，但穿著一身藍(lán)色咔嘰布的中山裝，兜里別著兩支鋼筆——盡管一支是沒水的，但這也代表了“公家人”的身份。
當(dāng)然，這次的談話很順利，或者說，趙晚棠的表演很成功。
她說話輕聲細(xì)語，不再像在家里那樣尖銳，她談縣城的物價，談起布票的用法，顯得既懂事又見過世面。
張國富挺滿意，扒拉完最后一口飯，擦擦嘴說：“行，趙晚棠是吧？我這邊沒啥意見，我家在城里有兩間平房，雖然我爸媽都在，但也分家了，他們跟我大哥生活，你要是嫁過來，我也可以托人給你找個臨時工干干。”
趙晚棠的心跳漏了一拍，兩間房，臨時工，這是她夢寐以求的梯子。
“那就定了吧，回去我就和我媽說”，張國富站起來，顯得很篤定。
趙晚棠送他出門，看著他推著自行車消失在土路盡頭，她覺得天都亮了。她甚至沒注意到角落里一雙眼睛正盯著他們。
三天后，趙晚棠穿著那雙補了又補的布鞋，走了十幾里路去供銷社給張國富送自己攢下的兩斤雞蛋。
她沒進(jìn)供銷社，而是躲在墻角等他下班。
結(jié)果，她看見張國富騎著車，后座上坐著一個穿碎花褂子的姑娘，那是鄰村的蘇曉燕——那個在紡織廠里有當(dāng)臨時工的姑娘。蘇曉燕手里還拎著一包油紙包著的點心。
張國富停下車，臉上是那種急于撇清的表情“趙同志，你來干嘛？”
趙晚棠捏著雞蛋的手緊了緊，指甲掐進(jìn)了掌心：“我來送雞蛋。”
“不用了。”張國富避開她的眼神，聲音壓得很低，卻像鞭子一樣抽在她臉上，“我媽不同意。她說……說你學(xué)歷高，我拿不住。曉燕她不一樣，她在廠子里干過，知根知底。剛才我們倆把證領(lǐng)了。”
那一刻，趙晚棠覺得自己像個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蘇曉燕坐在車上，嘴角掛著一絲勝利者的微笑。
那笑容里沒有得意，只有一種同為底層的殘酷：我搶到了這張船票，你就淹死在海里吧。
張國富蹬著車走了，揚起一路塵土。
趙晚棠站在原地，手里那兜雞蛋重得像石頭。
她沒哭，一滴眼淚都沒有。她只是覺得惡心，惡心那個想吃一口***就感恩戴德的自己，惡心這個除了換親就是**的世界。
她轉(zhuǎn)身往回走，不想回家，不想聽父母的嘆息，也不想看兩個哥哥擔(dān)心的眼神。
她走到國道邊上，那是連接縣城和村鎮(zhèn)的大路。一輛滿載著原木的解放牌大卡車“嘎吱”一聲停在路邊，似乎是拋錨了。
司機是個高大的男人，穿著滿是油污的工裝，正罵罵咧咧地鉆到車底修車。
趙晚棠只是瞥了一眼，正要繞過去。
“喂，同志，幫個忙！”男人的聲音從車底傳來，帶著金屬的回響，“能不能幫我遞一下那個扳手？”
趙晚棠停下腳步。她低頭看了看那個滿身泥污的男人，又看了看他停在路邊的卡車——那是通往城里的車。
她走過去，撿起了地上的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