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嘴角往上翹，眉眼彎彎的，可眼睛里沒有半分笑意。她在我對面蹲下來，把懷里的藍布包袱放在膝蓋上，打開最外面一層。
“我是來接你爹的人，”她說，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剛好只有我們兩個人能聽見，“也是替他擋槍的人。”
包袱皮揭開了一角。我低頭一看，渾身的血都涼了——里面整整齊齊地疊著一領灰布長衫，正是我爹平日里穿的那件大褂。長衫已經被血浸透了半邊，從右肩到下擺全是暗紅色的，干了的血把布面漿得發硬，疊起來的時候發出紙板一樣的脆響。
“他會去找你，你把這個收好，”她把藍布包袱連同那疊血衣往我這邊推了推，“這里頭還有一管沒洗出來的膠卷，是哈爾濱的同志連夜沖印的，夾在血衣夾層里。你收好它，比你的命值錢。”
我腦子“嗡”地一聲：“我爹呢？他怎么樣了？”
她的表情紋絲不動，只是嘴唇抿得更緊了一些。
“八月十一，”她說，“你爹在盛京城北的柳條溝殺了關東軍的一個少佐。”
話是一個字一個字從她嘴里蹦出來的，清清楚楚。
“那個少佐叫佐藤誠一，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奉天站、哈爾濱站、還有北滿各站的關東軍**布防圖全在他手上——從師團番號到**庫位置，從哨兵換崗表到鐵路運兵周期，全都有。這張圖本來要被送回東京大本營存檔，你爹在它上船之前把他截住了。用他修鞋攤上那把切皮子的彎刀捅穿了佐藤的頸動脈。”
“然后呢？”
“然后他把布防圖吞進肚子里，帶著刀口上還在往下淌的血，從滿鐵附屬地的下水道摸出去，一路往北找到了我們的接應點。”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跟誰都無關的工作報告。可她的手出賣了她——那雙手抱著包袱的時候穩得像石頭，此刻擱在膝蓋上，指節攥得發白。
“我們在城北接應點給他止了血，上關轉移之前他讓我來找你。”她頓了頓，手指攥得包袱皮嘩嘩作響，“那管膠卷里拍的是關東軍在滿洲的全部****，如果它能平安送到延安，它在情報上的價值至少相當于二十個佐藤誠一。”
我說不出話。秋天的晚風灌進鋪子里，吹得藥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