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監管說我做假高定，一件裙子賣二十三萬，我轉身把我那臺二手縫紉機推去舊貨市場估價。
開了八年的小裁縫鋪，最貴的活是給人改婚紗，收三百八。
可那天，執法人員攔在我鋪門口，一臉嚴肅。
“蘇小姐，知道你這條裙子標價多少嗎？二十三萬。”
我懵了，我的縫紉機也懵了。
“同志，您再說一遍？”
“二十三萬！還裝不知道？”
我指了指屋里那臺踩起來嘎吱響的老機器：“它要是能做出二十三萬的裙子，我當場把它供起來。”
男人冷笑：“證據確鑿，跟我們走一趟。”
我看著投訴單上那串金額，又看了看自己掉漆的招牌，忍不住笑出了聲。
這鋪子你說能賣二十三萬，跟你們沒完。
我那間裁縫鋪，開了八年。
門口招牌曬得發白，玻璃門關不上，冬天漏風，夏天進蚊子。
縫紉機是我媽留下來的，踏板踩重了會卡線，針頭一天斷三回。
最高客單，隔壁阿姨給兒媳婦改婚紗，我收了三百八，還送她縫了兩顆珍珠扣。
那天，我從布料市場回來。
小巷里，鄰居們正圍著我的店門看熱鬧。
兩輛車停在巷口，車門上貼著執法標識。
我拎著布包往里走，腳下沾著雨水，心里盤算。
沒賣假貨。
沒偷稅。
沒占道。
我清清白白。
一個中年男人從鋪里走出來，臉很黑，手里拿著一疊紙。
他敲了敲我的玻璃門。
力氣很大，門上那條裂縫又長了一寸。
“你就是蘇晚？”聲音也硬。
我點頭，把布包放下。
“我是。同志，我犯什么事了？”
他沒回答，繞到我那臺老縫紉機前，拍了拍掉漆的機身。
“就這玩意兒？”
他旁邊一個年輕女人拿著投訴單走過來。
中年男人指著我，對她說：“就是她。”
然后轉過頭，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個偷雞摸狗的賊。
“膽子不小啊。”
我更懵了。
“到底怎么了？您說明白。”
他從年輕女人手里抽出投訴單，懟到我面前。
“自己看。”
我湊過去。
一串字，黑得刺眼。
仿冒顧氏慈善晚宴高定禮服，非法售賣，金額二十三萬。
我眨了眨眼，以為看錯了。
再看。
還是二十三萬。
我第一反應不是害怕，是想笑。
“同志，這是不是搞錯了？”
“搞錯？”中年男人的嗓門一下拔高，“顧氏那邊親自投訴，禮服照片，收款記錄，客戶證詞都有。你說搞錯就搞錯？”
我指了指我的鋪子。
墻上掛著剛改好的校服褲腳，桌上是鄰居送來的破拉鏈，角落里堆著打折棉布。
“您看我這地方。”
“它但凡有一樣東西，配得上二十三萬，都算我輸。”
我說的是實話。
二十三萬的高定，要獨立設計，要手工刺繡，要高級面料，要專人試穿十幾次。
我這兒連熨斗都得拍兩下才出蒸汽。
我能做二十三萬？
那得把我連人帶鋪子一起賣了。
“還狡辯！”中年男人沉下臉，“投訴人說得清清楚楚，她在你這里訂了禮服，穿去顧氏晚宴，被顧總母親當場認出是仿品。你拿不出授權，就是違法。”
“投訴人是誰？”
年輕女人看了我一眼，語氣有點別扭。
“沈清梨。”
我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
不是因為怕。
是因為我認識這個名字。
沈清梨，我丈夫陸景川捧在手心里的女人。
三年前她出國，陸景川醉了一夜，第二天和我領證。
我以為那是開始。
后來才知道，那是他用來氣她的一場婚姻。
我看著那張投訴單，慢慢問：“她說裙子是我賣給她的？”
中年男人把筆拍到桌上。
“簽字，配合調查。”
“我沒賣。”
“收款記錄呢？”
“我沒有收她二十三萬。”
“她提供了轉賬截圖，備注寫得很清楚，蘇晚禮服定制款。”
我笑不出來了。
那筆錢我見過。
三天前，陸景川讓我把一張***交給沈清梨。
他說那是公司禮金，不方便從他賬戶走。
我問多了一句，他當著司機的面說：“蘇晚，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你只是幫我跑個腿。”
原來跑腿跑到這里來了。
我抬頭：“我要看證據。”
中年男人把單子往回一收。
“到了所里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