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歲，家里米缸見了底，灶臺冷得像塊鐵。嫂子二話沒說，把嫁妝箱底的紅綢布揭開，金鐲子金項鏈在煤油燈下閃著光，那是她娘家給的全部體面。當鋪老板把一沓皺巴巴的鈔票推過來時，我看見她手指微微發抖，卻笑著摸摸我的頭：“好好念書，咱家指望你了。”這句話在我心里壓了十六年，重得像座山。直到我在陸家嘴的落地窗前接起哥哥的電話，聽見那句“我要離婚”，山突然塌了。我沉默了三秒，只回了一句話。電話那頭，他像被抽了脊梁骨，徹底瘋了。
第一章：恩重如山
我是在一個煤油燈快要燃盡的夜晚，第一次看見嫂子哭的。
那年的秋天來得格外早，院子里的棗樹還沒紅透，葉子就開始往下掉，鋪了滿地枯黃。我蹲在門檻上寫作業，本子是撿來的掛歷紙裁成的，背面還印著前一年的明星臉。鉛筆頭短得捏不住，我就用大拇指和食指死命夾著，一筆一畫地描"鋤禾日當午"。
灶臺的方向傳來咕嘟咕嘟的聲響，是嫂子在熬稀飯。說是稀飯，其實鍋里二十粒米都數得出來，大半鍋是野菜，綠茵茵地漂著，泛著一股子苦味。我餓得肚子一陣陣抽，但不敢吭聲，因為前天我多盛了半碗，被哥哥踹了一腳，小腿上青了一塊，到現在按著還疼。
"小弟，進屋寫吧，外頭涼。"嫂子的聲音從灶間傳過來，溫溫軟軟的，像她手里那團**的面團——其實也不是面團，是紅薯面摻了榆樹皮磨的粉，黑黢黢一團，捏不成形，但嫂子總有辦法把它拍成餅子，貼在鍋邊上烤得焦黃，咬一口外面脆里面黏，好歹能填肚子。
我叫陳小川，那年十歲。我們陳家住在皖北一個叫柳河溝的村子里，村前有條河，河水渾黃，一年四季淌著泥沙。我爹在我七歲那年走了，是給村東頭老周家蓋房時從腳手架上摔下來的，送到鎮衛生院人就不行了。包工頭跑了，老周家賠了三千塊，那錢辦完喪事就剩不下什么。我娘從那天起就躺下了，說是腰疼，其實是心疼，整個人像被抽了筋，走路得扶著墻，干不了重活。
我哥陳大河，那會兒十九歲，正是心高氣傲的年紀。他長得隨我爹，高個子，寬肩膀，一張臉棱角分明，村里人都說這小子將來有出息。可我哥偏偏不愛下地，嫌丟人，嫌臟，嫌累。他整日里跟幾個閑漢蹲在村口老槐樹底下打牌，輸了就回家翻箱倒柜找錢，找不到就甩臉子。娘罵過他，他也跟娘頂過嘴，有一次還把家里的鐵鍋砸了個窟窿。從那以后，娘就不罵了，只是嘆氣。
嫂子孫秀蓮就是在那年冬天嫁進來的。
她不是我們村的人，是河對岸十里鋪的。媒人介紹的時候說，這姑娘模樣周正，手腳麻利，就是家里窮，爹娘走得早，跟著叔叔長大，沒要多少彩禮。我娘聽了，眼淚簌簌地掉，說："人家姑娘不嫌棄咱家窮，咱也不能委屈了她。"娘把壓箱底的一對銀鐲子當了，又找我二姑借了兩百塊，湊了五百塊錢的彩禮送過去。
結婚那天，嫂子穿著一件紅棉襖，頭發上別著一朵絨布花，臉凍得紅撲撲的。她娘家叔叔陪送了一只木箱子，打開來，里頭整整齊齊碼著一對金鐲子、一條金項鏈，還有兩床新棉被。那金鐲子在煤油燈底下一晃，黃澄澄的光直晃人眼睛。我娘當場就哭了，拉著嫂子的手說："閨女，你這陪嫁太貴重了，咱家……咱家對不住你。"
嫂子笑了笑，露出一排白牙。她說："娘，嫁過來就是一家人，東西擱哪兒不是擱？大河老實，小川聰明，往后日子會好起來的。"
那年嫂子十九歲，我哥二十歲。
嫂子進門那天起，我家就像換了個人家。灶臺永遠是熱的，院子永遠是掃干凈的，我的衣服雖然打著補丁，但洗得發白，透著皂角的清香。嫂子還會在井臺邊種幾棵蔥，在墻根底下撒一把鳳仙花籽，夏天開了花，紅紅紫紫的，把灰撲撲的土坯房襯得活泛起來。
可窮還是窮。
我爹走后，家里的地只有四畝，我娘種不了，我哥不肯種，全靠嫂子一個人操持。她天不亮就起來，扛著鋤頭下地，晌午回來做飯，喂雞，伺候我娘吃藥，下午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