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兩點，我飄在兒子病房的天花板上。
心電監護儀的綠色數字跳得很慢。43次。44次。45次。每次跳動間隔三秒以上。醫生護士圍在床邊，推腎上腺素，做胸外按壓。金屬按壓板在兒子胸口留下紫紅色的凹痕。
“血壓上不來。”年輕醫生的聲音壓得很低，“家長聯系上了嗎？”
“打了十七個電話了。她爸說馬上到。**——”護士頓了頓，“說**在機場，手機關機。”
我在天花板上數著按壓次數。158次。159次。160次。
監護儀發出一聲長鳴。綠色線條變成直線。
護士看了下手機：“**回消息了。說改簽不了，讓我們找她爸。”
201次按壓后，醫生說：“宣布死亡時間，凌晨兩點十七分。”
我飄在病房里，等兒子睜開眼睛。他病這三年，每次搶救過來，睜開眼第一句話都是“媽媽抱”。我等著他飄起來，像我一樣。他沒飄。病房里只有那具小小的身體，穿著印恐龍圖案的睡衣，左腳襪子破了個洞。
那是我縫過三次的洞。每次縫完他就說襪子緊，我再拆了重縫。
護士抽出壓舌板。儀器電源拔掉的聲音像拉鏈合上。
我跟著醫生進了辦公室。死亡證明要填家屬電話，他翻了三頁病歷，才在一張欠費單背面找到我爸的手機號。欠費金額是二十七萬八千三百塊。旁邊貼了張便簽，我**字跡——“再欠費就自動出院，別找我簽。”
我在這家醫院待了三年零四個月。住進來時兒子四歲，白血病。從確診那天起，我辭掉工作，在醫院附近租了地下室。早上六點來，晚上十點走。兒子的化療、骨穿、腰穿、PICC管護理，都是我一個人。
我媽來過三次。第一次是確診那天，她說“這病能不能治好？不能就回家，別把家底掏空。”第二次是兒子第一次化療后感染發燒，她來簽了個“拒絕使用進口抗生素”的文件，說報銷比例太低。第三次是半年前，我帶兒子回家過年，她不開門。我爸隔著門縫塞出來兩千塊錢，說家里正招待客人，讓我們先回醫院。
那晚兒子在出租車上問我，奶奶是不是不喜歡他。我說奶奶身體不舒服。他想了很久，說“那我好了以后去看看奶奶，給她帶個橘子。”
我帶他回醫院，墊了錢繼續化療。第二天查了配型結果，骨髓庫找到一份全相合，等移植通知。那天晚上，兒子睡著后手還在抖。我去掛了腎內科。
我已經連續三個月尿蛋白，水腫到腳踝發亮。醫生看完化驗單，說系統性紅斑狼瘡，建議住院做腎穿刺。
“能不能吃藥控制？”
“狼瘡活動期，單純吃藥……不了。”
我沒時間生病。也沒錢。
我沒把化驗單給任何人看。每天吃兩片激素壓著，臉上的浮腫用口罩遮。兒子問我為什么胖了，我說醫院食堂飯好吃。
他不知道我上樓都喘。
他也不知道我把腎穿刺單折起來塞在床墊底下，每個月還完醫藥費就剩不到一千，還要交房租。
他更不知道奶奶在電話里說“你別死醫院里我還要收尸”，爺爺在那頭沉默。
我只跟他說，兒子，等骨髓來了，你就好了。
骨髓等了一年半。
這一年半里，我跪在診室門口三十七次。
不是夸張。我數過。協和的專家每周二出特需門診，黃牛號三千八一個，我買過兩次，看完開出來的方案和普通號一樣，藥還是那幾種。后來我不買號了，凌晨三點去排隊，排在黃牛后面，等那些買到號沒來的人退號。有時候排到天亮，退號的窗口只退本金，不退黃牛加價的部分。
我在退號窗口哭過二十六次。窗口的小姑娘認識我了，有一次悄悄給我留了個號。
醫院保安也認識我。三十七次里有七次，我跪在診室門口求加號，保安來拉我。我說我就這一個兒子，他沒爸了，我沒工作，我只有這條命了。保安說大姐你起來，我幫你找個號。
他真幫我找過一次。從包里翻出一張皺巴巴的號，說那**任多放了一個號，本來要作廢的。
那是我三十七次里唯一成功的一次。加進號時是下午五點四十分，兒子燒到39度8，我在診室里只說了一句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