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萬，一個名字。
律師念完最后一頁，辦公室里沒人說話。
我弟弟林小川坐在對面，手里的筆掉在桌上，滾了一圈，停在遺囑旁邊。
三套房產。兩個賬戶。受益人那一欄，從頭到尾只有三個字。
林小禾。
我弟弟看了我一眼。那種眼神我認識，跟小時候他打碎碗看我的表情一樣——不是怕，是不信。
他不信。
但我口袋里那枚印章，已經揣了六十二天。
1.
我媽走的那年，我十六，小川六歲。
胃癌。從查出來到走，四個月。我爸林建安在工地上扛鋼管，一天一百二，請不起假。媽最后那個月，是我在醫院陪的。
她走的時候是凌晨三點。我簽的字。十六歲，字還寫不太穩。護士看了我一眼，沒說什么，把單子收走了。
小川在家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了找媽媽，我說媽媽出遠門了。他信了。六歲的小孩什么都信。
我爸那天從工地趕回來，在門口站了十分鐘。沒進屋。抽了一根煙，把煙頭在鞋底上擰滅了，進來說了一句話。
“小禾，你弟弟你帶一帶。”
就這一句。
我沒上高中。我媽走之前給我攢了一千二百塊錢的學費，鎖在柜子最上面一層，用報紙包著。我把那一千二百塊拆開了——三百交了小川的學雜費，四百二買了一學期的文具和校服，剩下的買了米和菜。
我媽給我攢的高中學費，我拿來養她兒子。
我爸不怎么回來。工地在外地，一走兩三個月。回來的時候帶一卷錢，放在桌上，也不數。我數。一千五。兩千。有一次兩千三。
他看著我數錢，不說話。我現在想，他可能那時候就在數我。
小川上小學，我每天五點半起來做飯。***，或者面條臥一個雞蛋。下午他放學了我去接。晚上看著他寫作業。他不會的我教——我自己才初中畢業，教到五年級就教不動了，去學校門口的書店翻答案，抄在紙上，回來再講給他。
那幾年我做過很多工，洗碗、發**、給裁縫店鎖邊。十八歲那年進了永惠超市，當理貨員。一個月六百塊。后來漲到八百。再后來一千二。
每個月的錢，我會分三份。小川的學費和生活費放一個信封，水電和吃飯放一個信封，剩下的我自己留——有時候剩兩百，有時候剩八十，有一次剩了三十五塊。
三十五塊過一個月。我做過。
小川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家長會。老師在臺上念成績排名，念到“林小川，第十一名”，我鼓了掌。旁邊的家長看了我一眼。
那個家長四十多歲。我二十二。
她問我，你是**媽？
我說，我是***。
她“哦”了一聲，沒再說話。但那個“哦”字里有一種東西，我用了很久才聽懂。那不是驚訝，是憐憫。
我不需要。
小川中考那年，我爸從工地回來了一趟，帶了三千塊。那是他那一年回來最多的一次。他把錢放在桌上，看了看墻上小川的獎狀——三好學生，優秀班干部。
然后他拿起桌上那個搪瓷杯子，喝了一口水，發現水是熱的。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我現在知道了——他在確認一件事：是誰每天燒的水。
2.
小川考上了大學。二本，省內，一年學費五千八。
我那時候月薪漲到兩千一了。超市從理貨員調到收銀。我高興了一陣——收銀有座位，腿不用站那么久。但高興完了就開始算賬。
五千八的學費。一個月八百的生活費。一年下來，一萬五千四。
四年，六萬二。
我沒那么多錢。但我也沒想過“不供”。他是我弟弟。我帶大的。他考上大學的那天晚上，我在超市加班，盤了兩個小時的貨，出來的時候在路邊的餛飩攤上吃了一碗餛飩，六塊錢。
那一碗餛飩是慶祝。
小川上大學之后，回家越來越少。大一回來過三次。大二兩次。大三一次。大四那年寒假沒回來，說在實習。
我沒怪他。年輕人有年輕人的事。
他開始嫌家里的東西了。嫌毛巾舊，嫌碗不配套，嫌我買的洗衣液味道不好聞。有一次他把我放在茶幾上的那包抽紙扔進垃圾桶——散裝的，超市臨期打折，一塊二十包。
“姐，你能不能買好一點的？”
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