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血清，要三個活人的血來換。”
我岳母伊莎貝爾說這話時，正坐在壁爐前喝血。
我妻子蘇晚快死了——被家族的印記詛咒，血液在慢慢干涸。
我跪在她家意大利大理石地板上，膝蓋磕得生疼。跪了快一個小時，最后等到一句：“她的血已經干了百分之六十，撐不過三個月。”
蘇晚死的那晚，握著我的銀樁說“我不冷”。我連墓碑都買不起，用一塊鵝卵石給她當了墓碑。
現在她跪在我門口，裹著一條從沃爾瑪買的破毯子，問我能不能給她一口血。
我告訴她，活著，就是我對她的懲罰。

第一幕：跪下的男人

我在圣**斯一號公墓旁邊的那間小破屋里長大。墻上掛著我祖父的銀樁，柜子里塞滿了我父親的驅魔筆記，廚房水槽底下泡著**——不是用來喝的，是用來賣錢的。一小瓶**五美元，賣給那些被惡夢困擾的游客，夠我吃兩頓飯。

我們陸家三代驅魔，在新奧爾良的法國區也算有點名氣。但這個名氣，從來沒有幫我多賺過一分錢。

驅魔這門生意，不像電影里演的那樣。沒有人穿著黑色神父袍、舉著十字架、念著拉丁文，就能把**趕走。現實是——你蹲在臭水溝里等三個小時，等一只食尸鬼出來覓食，然后撲上去跟它肉搏。贏了，你拿到三百美元。輸了，你變成它的晚餐。

我父親就是這么死的。

他在沼澤地里追一只高階惡靈，追了七天七夜。最后惡靈沒追上，他的心臟先停了。法醫說是心梗。我知道不是。是被掏空了。驅魔人的命，是用壽命換的。每一次跟黑暗打交道，都在燒自己的血。

蘇晚不一樣。

她是德拉羅什家族的女兒。這個家族從法國殖民時期就在新奧爾良扎根，花園區的莊園整整占了一個街區，鐵藝欄桿上的花紋比我的房租還貴。莊園的正門是黑色的鑄鐵大門，門頂上有一只展翅的蝙蝠——不是裝飾，是家族的族徽。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杰克遜廣場。

新奧爾良的杰克遜廣場，永遠擠滿了游客、街頭藝人和算命先生。廣場中央是安德魯·杰克遜的騎馬雕像，雕像下面是賣棉花糖和氣球的小販。廣場四周是畫攤，一排一排的，畫的全是法國區的街景——圣**斯大教堂、皇家街的鐵藝陽臺、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船。

蘇晚的畫攤在角落里，最不起眼的位置。她畫的不一樣。她不畫街景，她畫人。她畫坐在長椅上喂鴿子的老**，畫牽著氣球跑的小孩，畫躺在雕像底座上睡覺的流浪漢。她的畫不討喜，因為太真實。游客來新奧爾良，想要的是爵士樂、狂歡節和浪漫的假象，不是流浪漢和老**。

我是在一個下午注意到她的。那天我接了一單活——幫一個老**清理她閣樓里的騷靈現象。活不大，錢不多，但老**給了我一塊**的山核桃派。我坐在廣場的長椅上吃派，派很甜，甜得我牙疼。

蘇晚在畫我。

她支著畫架，手里拿著筆，歪著頭看我。陽光從她身后打過來，把她的輪廓鍍了一層金。她的頭發是深棕色的，卷卷的，隨便扎在腦后，有幾縷散下來搭在臉旁。她的眼睛是灰色的，不是那種冷淡的灰，是那種下雨天密西西比河水的灰，溫柔的，安靜的。

“你別動。”她說。

我沒動。手里的派舉到一半，牙還疼著。

她畫得很快。筆觸粗獷，色彩濃烈。她畫了我的臉，但把我的五官拉長了，像一幅表現**的肖像。畫完她把它從畫架上取下來，遞給我。

“送你。”

我接過來，看了一眼。畫里的我坐在長椅上，手里舉著派，**是模糊的教堂和天空。我的眼睛畫得很大，大得不像真的，但那雙眼睛里有一種東西，我說不上來。是一種光？還是一種暗？

“你把我畫得又丑又像。”我說。

她笑了。笑聲像密西西比河上的風鈴，清脆的，帶一點南方口音的軟糯。

“這就是藝術。”她說。

“那你能不能把我畫好看一點？”

“好看不是真實。”她把畫筆在水桶里涮了涮，甩了甩水。“真實才有意義。”

“那你這幅畫賣多少錢？”

“不賣。送你了。”

“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