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去，她坐在床邊發呆，有時候她在納鞋底，一針一針地納，好像白天的活做不完，要把晚上的時間也填滿才行。
后來開始咳嗽。
不是那種一般的感冒咳嗽，是從喉嚨深處往外拽的那種，咳起來整個人彎成一只蝦，臉憋得通紅。
我說帶她去鎮上看看，她說不用，**病，扛一扛就過了。
她確實扛過去了。
但第二年冬天又犯了，比上一年厲害。
我那時候在鎮上讀初中，住校，一個星期回來一次。每次回來都發現母親又瘦了一圈，臉上的顴骨越來越高，眼窩越來越深。
有一次我回來，她正在地里翻紅薯，我遠遠地看著，她彎腰刨了兩下就站起來捶腰，然后繼續彎下去，刨兩下又站起來。
那個動作反反復復，像一個上了發條但快要停掉的機械。
我扔下書包跑過去，從她手里搶過鋤頭。
"我來。"
"你讀書人，干不了這個。"
"我干得了。"
我把鋤頭掄起來，刨了一下，沒刨準，把一個紅薯刨成了兩半。
母親在旁邊看著，笑了一聲。
那聲笑很輕，像是從嗓子眼里漏出來的，不太像笑，倒像是一聲嘆氣。
那年我十三歲。
開始在周末去鎮上的飯館洗碗掙錢。
老板是個胖女人，姓馬，大家叫她馬姐。她看我年紀小，問我多大了，我說十五。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說你騙鬼呢，最多十三。但她還是讓我留下了，一天給我十五塊錢，管一頓午飯。
洗碗的水是涼的，冬天的時候手上全是凍瘡，裂了口子，碰到水就疼，疼到后來就麻了。
我把掙的錢攢起來，留一半給母親買藥，另一半交學費。
母親不知道我在外面洗碗。我跟她說學校周末有補習，她信了。
或者她沒有信，只是不拆穿。
那幾年，關于父親的消息斷斷續續傳回來過一些。
村里有人去廣東打工，回來說在那邊聽說***發了。
"在省城開了廠子，做什么農產品加工的，生意好得很。"
"聽說跟那個女人生了個兒子，住大房子，開小汽車。"
"人家現在是老板了，不是我們這種泥腿子了。"
說這些話的人坐在村口的石墩子上，嘴里嗑著瓜子，語氣里有羨慕，有不屑，有一種復雜的幸災樂禍。
這些話，有的是當著我的面說的。
說的人可能不是故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但不管是哪種，結果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字都像小刀子，往同一個地方割。
有一次趕集，一個在外面打過工的年輕人攔住我，笑嘻嘻地說："小禾，**在省城當大老板了，你咋還在這里種地？去找**唄，**有錢，隨便漏兩個子兒都夠你們母女吃一輩子了。"
旁邊幾個人都笑了。
我看著那個人，沒有笑。
"你家的地讓蟲子吃了一半，你自己倒有工夫管別人家的事。"
那個人臉上的笑僵住了。旁邊的人也不笑了。
我轉身走了。
回到家，母親問我趕集買了什么，我把鹽和火柴放到灶臺上，說了句："沒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沒多問。
到了我十五歲那年，我在鎮上讀完了初中。
成績出來的那天，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拿著我的成績單，表情有點激動："陳小禾，你是全年級第一。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縣一中的名額，你穩了。"
我盯著成績單上的數字看了很久，然后問了一個別的問題："老師，縣一中一年學費多少？"
班主任的表情變了一下。
他報了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不算大，但對我和母親來說，是一座山。
回到家我沒有告訴母親成績的事。她自己知道了，不知道誰跟她說的，第二天她把我叫到跟前，把一個布包放在桌上，打開，里面是一沓皺巴巴的零錢。
"我攢了兩年了，你拿去交學費。不夠的部分，我再想辦法。"
我低頭看著那堆錢。最大的面額是二十塊。
"媽，不用了。我不去縣一中了，在鎮上讀高中也一樣。"
"不一樣。"
她這兩個字說得很硬，是我從來沒聽過的那種硬。
"你要去最好的學校。你給我讀出去。"
那天晚上我把錢數了三遍，總共一千四百六十塊。
縣一中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至少要四千。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