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鹿四歲那年秋天，***放學早了半小時，我趕回家接孩子，推開門，看見錢志明跟樓下棋牌室的一個離婚女人坐在我家沙發上。
女人穿著吊帶裙，翹著二郎腿嗑瓜子。錢志明光著膀子，頭發亂糟糟的，茶幾上擺著兩瓶啤酒。
空氣里一股廉價香水的甜膩味，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
我的女兒就在隔壁房間午睡。
“你……”
錢志明抬頭看我一眼，連站都沒站起來。
“回來這么早干什么？大驚小怪的。”
那個女人嗤地笑了一聲，拿指甲挑了挑頭發，眼神從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看我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工作服，看我腳上破了口的布鞋，看我蠟黃的臉。
她的眼神里全是不屑，好像在說：就你？
我攥緊了拳頭。
指甲掐進肉里，掌心一陣刺痛。
但我沒動手，沒罵人。
不是怕，是不值。
當天晚上我把錢志明的東西全扔出了門。離婚協議我寫的——房子歸我（其實就是個五十平的老破小），債務各擔一半，孩子歸我。
他簽字的時候笑了一聲：“行，反正這個家也沒什么值錢的。”
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
那是我聽過最好聽的聲音。
離婚后日子更苦了。債主上門催債，我一個人扛著。白天打兩份工，晚上出攤。小鹿懂事得讓人心疼，從來不跟我要東西。別的孩子吃冰淇淋她看著，書包用了四年帶子斷了自己拿針線縫。
有回我去學校接她，聽見她跟同學說：“我媽說了，現在吃苦不怕，怕的是長大了沒本事。”
我躲在校門口的梧桐樹后面，咬著手背哭了五分鐘。
那年冬天，小鹿十歲。
有天晚上我在夜市收攤，凍得手指頭都沒知覺了。一整晚才賣了二十七塊錢。
正蹲在地上往箱子里裝貨，一雙高跟鞋停在我面前。
紅底。
我抬頭。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皮草大衣，脖子上掛著金鏈子，嘴唇涂得血紅，指甲上鑲著碎鉆，在路燈下閃閃爍爍的。
她彎腰拿起我攤上一條五塊錢的仿珍珠項鏈，舉起來看了兩秒，嗤地一笑。
“這也好意思拿出來賣？”
聲音大得旁邊三個攤位都能聽見。
“義烏三毛錢一串的東西，你標十五？當人傻子呢？”
她把項鏈扔回攤上，珠子散了一地，骨碌碌滾出去老遠。
旁邊賣烤腸的大哥偷偷瞅了我一眼。斜對面賣襪子的大姐假裝沒聽見，低頭理貨。
我蹲在地上，一顆一顆撿珠子，手指凍得不聽使喚。
那女人已經拎著包走遠了，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嗒嗒嗒的聲音像踩在我脊梁骨上。
我記住了她的臉。
她叫馬婉清。這名字是后來才知道的。
當時我只記住了她嗤笑的嘴角，和那雙看我時毫無溫度的眼睛——像看一個笑話。
那天晚上回到家，小鹿已經睡了。
桌上擺著一張紙條，用鉛筆寫的，歪歪扭扭的字：媽媽早點休息，明天我自己走路上學，不用你送。
我把紙條疊好，放進口袋里。
站在廚房水池前洗手，涼水刺骨，凍得關節發疼。
鏡子里映出一張臉。三十六歲，看著像四十六。眼窩深陷，顴骨突出，嘴角兩道深深的法令紋，頭發毛毛躁躁的，像一把枯草。
“蘇晚棠，”我盯著鏡子里的自己，聲音很輕，“你就打算一輩子這樣？”
鏡子沒回答。
轉機來得毫無征兆。
夜市隔壁攤位的老孫頭，六十多歲的老頭，賣了大半輩子雜貨。那天收攤的時候他遞給我一根煙，他知道我不抽，這是他想跟你嘮嗑的信號。
“晚棠啊，你攤上那些東西太次了。”
“孫叔，好東西我進不起。”
他吧嗒吧嗒抽了兩口，瞇著眼說：“景德鎮你知道吧？那邊有些瓷器小件，成本不高，做成首飾能翻十倍的利。我年輕時候在那邊待過，認識路。”
我心里動了一下。
“去一趟得多少錢？”
“火車硬座一百出頭。住最便宜的旅館，五十一晚。拿個兩千塊本錢，夠了。”
兩千塊。
我手里所有的積蓄，就剛好兩千出頭。
去，還是不去？
去了萬一白跑一趟，兩千塊打了水漂，小鹿下個月的生活費就沒著落。
不去，就繼續擺攤，繼續賣那些兩塊五進的假珠子，繼續被人當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