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

我住在城東一個老舊小區的地下室里，每個月租金三百塊。房間很小，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簡易衣柜，就是全部家當。

墻上貼著一張照片，是我媽生前最后一張照片。

她坐在病床上，笑得很開心。那是顧時明說要請專家給她看病的那天拍的。她以為她終于熬出頭了，以為女兒嫁了個好人家，以為自己能看著外孫出生了。

一個月后，她死在了冬天的出租屋里。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

手機又響了。

我拿起來一看，是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長消息：

“許女士**，我是《城市夜話》節目的導播小王。昨晚節目播出后，我們收到了上萬條聽眾留言。很多人都想幫助您，我們也想為您做點什么。如果您愿意的話，可以來電臺一趟，我們可以幫您聯系法律援助和其他資源。如果您不方便，我們可以上門。不管怎樣，我們都希望您知道，您不是一個人。”

我盯著這條消息看了很久。

不是一個人。

這四個字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心里某個上了鎖的房間。

這兩年來，我一直是一個人。

從顧時明把我趕出來那天起，從我媽死在那間出租屋里那天起，從我失去孩子那天起，我就是一個了。

沒有人幫我，沒有人聽我說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以為我會一直這樣下去。

我翻了個身，把臉埋進枕頭里。

枕頭濕了。

我以為我已經不會哭了。

下午，電臺的人真的來了。

是昨晚那個導播，姓陳，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看起來很面善。她帶了一個律師，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人。

他們坐在我那個逼仄的地下室里，擠得轉不開身。

陳導播握著我的手，看了很久我斷掉的那根手指，眼眶紅了。

“小許，”她說，“你別怕，我們就是來看看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幫忙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需要幫忙的事情太多了，但我不習慣開口求人。這兩年的遭遇教會我一件事——開口求人，只會換來更大的傷害。

律師姓周，是個三十出頭的男人，戴眼鏡，看起來很專業。他翻了翻我提供的材料——醫院的病歷、母親的死亡證明、被掰斷手指的驗傷報告——眉頭越皺越緊。

“許女士，”他抬頭看我，“這些都是顧時明做的？”

我點頭。

“這些證據足夠**他了。”周律師說，“故意傷害罪、遺棄罪，如果證據鏈完整的話，他至少要被判三年以上。”

“沒有用的。”我說，“他有錢，有地位，有最好的律師團隊。我告不贏他的。”

“我免費幫你。”周律師說，“這個案子，我接了。”

我看著他，愣住了。

“我不是在同情你。”他推了推眼鏡，“我只是覺得，這個社會不應該讓做錯事的人逍遙法外。”

陳導播也點頭：“小許，你放心，電臺這邊也會幫你。我們有一檔法律援助節目，可以把你的案子做成專題，到時候會有更多資源進來。”

我張了張嘴，聲音啞在喉嚨里。

這是兩年來，第一次有人對我說“我幫你”。

我低下頭，眼淚一顆顆砸在手背上。

“謝謝。”我說，“謝謝你們。”

送走他們的時候，已經是傍晚。

我站在地下室門口，看著夕陽把整條巷子染成橙紅色。

手機震了一下。

是顧時明——兩年前的顧時明。

“幽幽，我查到了。”

“喬安安。”

“我媽住院期間，她在那個醫院實習。她確實接觸過我**主治醫生和護士。我**簽名，可能真的是被偷的。”

我握著手機，不知道該回復什么。

他又發了一條：

“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我的時間線，把這些事告訴兩年前的我。我要阻止這一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