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租三個月，林嶼什么都好。
安靜、愛干凈、從不帶人回家。
唯一的規矩：他的房間，永遠上鎖。
我開始只是好奇。
直到上周他出差，我幫忙找開鎖師傅。
門開的瞬間，師傅倒吸一口冷氣，拉著我就往外走：
“姑娘，這屋里全是你的照片，從三年前開始拍的。”
可三年前，我根本不認識他。
……
走廊盡頭那扇門開了。
開鎖師傅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他干這行少說也有二十年，什么陣仗都見過。
但他提著工具箱，先我一步推開門的時候，他停住了。
一只腳懸在半空，沒有踩下去。
他側過頭看了我一眼，臉色肉眼可見地發白。額頭上的汗珠在走廊昏暗的光線下反著光。
“姑娘?！彼穆曇舸蛑黠@的哆嗦，”你確定這是你室友的房間？”
“確定?！?
“你認識他多久了？”
“三個月?！?
師傅深吸了一口氣。胸腔劇烈地起伏了一下。他把門往回拉了一點，只留了一條縫。他把工具箱合上，金屬搭扣發出一聲刺耳的脆響。他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臂往后退了兩步。手心全是又冷又膩的汗。
“你看一眼，然后我們馬上出去。”
我走過去，湊近門縫。
我的臉。墻上全是我的臉。
照片貼滿了三面墻。大的是海報尺寸，小的是拍立得。有的裝在廉價的實木相框里，有的直接用透明膠帶粘在墻皮上。房間里沒有開窗，空氣是不流通的，彌漫著一股很淡的灰塵味，混雜著打印機墨水的酸澀氣味。那是一種常年不見天日的、病態的味道。
我推開門走了進去。師傅在后面急促地叫了我一聲，我沒理。我走到正中間那面墻前。
最中間的一張，是我在廚房切蘋果。
照片的角度是從下往上，拍攝位置應該是在對面的樓里，或者是用無人機懸停在窗外。
照片的右下角寫著日期：上周三。
我看著那張照片。那天我下班早，買了一袋紅**。林嶼當時就在客廳看書，他甚至還抬頭問了我一句，今天的蘋果甜不甜。
我當時笑著回答他說，挺甜的，你要不要吃一塊。他擺擺手說不用，然后繼續低頭看書。
照片里的我在笑，照片外的我站在這扇門前，手腳發涼。
這說明，上周三他坐在客廳看書的時候，那個**設備就在工作。
而他一邊和我閑聊，一邊在心里欣賞著鏡頭里我的臉。
我往左邊看。這里的照片顏色最舊。最左上角的一張，邊緣已經泛黃卷曲。照片里的我穿著藍色的長款羽絨服，手里端著一杯熱豆漿，站在公交站牌下。右下角有打印的日期：2022年12月14日。
那是兩年前的冬天。
我記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整座城市的交通都癱瘓了，公交車晚點了四十分鐘。我在站牌下凍得發抖，不停地搓手。
而他，當時就站在某個我看不到的角落，舉著長焦鏡頭，看著我發抖，看著我喝豆漿，看著我因為寒冷而皺起的眉頭。
我繼續往右看。照片越來越密集。2023年春天，我在公園的長椅上看書，風吹亂了我的頭發。2023年夏天，我換了短發，在商場試口紅，嘴唇涂得鮮紅。2023年秋天，我提著兩袋重重的貓砂走在小區里，累得停下來喘氣。
2024年春節，我一個人拎著速凍餃子從超市出來，眼神有些落寞。
每一張照片都按時間順序排列。這不是隨意的抓拍，這是一場漫長而嚴謹的連載。
每一張照片下面，都貼著一張**的便利貼，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字。我湊近去看：
“她今天穿了白襯衫，鎖骨很好看?！?
“她買了兩杯咖啡，另一杯是給誰的？去查清楚那個男同事的名字。”
“她今天加班到晚上十點，走路的腳步很重，看起來很累，真想把她抱回家。”
“那個送外賣的男人多看了她一眼，該死，他那雙眼睛該被挖出來?！?
我看著這些字，字跡工整，一筆一劃。每一句話都在向我宣告一個事實：我被人像獵物一樣盯著，整整三年，但我從來沒有察覺過。
書桌上放著一臺銀色的筆記本電腦，旁邊是一個黑色的馬克杯，杯子里還有半杯沒喝完的涼水，水面上飄著一點細微的灰塵。馬克杯的旁邊，放著一個透明的玻璃罐。罐子很大，原本應該是用來裝腌菜的，現在里面裝著一些零碎的東西。
我拿起來看：一根用過的黑色頭繩，一個空掉的迪奧口紅管，一張我已經丟掉的電影票根，一團帶血的卸妝棉，甚至還有幾根長頭發。全是我扔進客廳垃圾桶里的東西。他把它們撿了回來，洗干凈、晾干，像收藏稀世珍寶一樣裝在罐子里。
胃里一陣翻江倒海，酸水直沖喉嚨。我想吐，但我咬緊了牙關，硬生生咽了回去。
從小到大，我都是個聽話的人。媽媽常說我太好說話了，沒有一點脾氣。別人提要求，我總是說”好的”。
三個月前，林嶼搬進來，他指著這扇鎖了的門說：”這間是我的雜物室，里面放著我公司的機密硬件，你永遠別進?！?a href="/tag/wo.html" style="color: #1e9fff;">我當時微笑著說”好的”。
那個回答說得太順口了。
總是習慣性地退讓，習慣性地回避一切可能產生摩擦的沖突。
但現在，我看著手里這罐屬于我的”基因垃圾”，看著滿墻的病態注視，我不想說”好的”了。
我連退讓的念頭都沒有。
我要弄清楚，這個和我朝夕相處了三個月的男人，到底是個什么怪物。
拿出手機，打開攝像功能，從左邊的墻開始，緩慢地、勻速地錄像。我拍下了每一張照片的時間和畫面，鏡頭推近，拍下了那些惡心至極的便利貼，拍下了電腦的型號和位置，拍下了那個裝滿我毛發和垃圾的玻璃罐，拍下了整個房間的密閉布局。
我的手很穩，心臟在胸腔里跳得像擂鼓，但手腕沒有一絲晃動。
遇到這種事，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有證據可以把人送進監獄。
錄完視頻，我退到門口，反手帶上門。
“師傅，多少錢？”我問，聲音平穩得連我自己都有些驚訝。
師傅擦了一把汗，連連擺手：”不要錢了。姑娘，你聽我一句勸，你趕緊報警。”
他提著工具箱，像逃命一樣快步走向電梯，按亮了向下的按鈕。
電梯門一開就鉆進去，看都不敢再看這層樓一眼。
我站在空蕩蕩的客廳里，下午四點的陽光從陽臺斜斜地照進來，打在林嶼搬進來那天買的那盆綠蘿上，葉片綠得有些刺眼。
撥通了110：”你好，我要報案。有人非法潛入我的生活，證據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