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和紙巾盒蓋住的地方，里面藏著一個黑色的硬皮筆記本。
這本筆記記錄著過去三個月里，所有我經手過的非正常死亡**。
三年前，我剛到殯儀館上班的第一個月，就接手了一具溺水身亡的中年女性的**。她在天亮之前對我說了一句話：“穿白大褂的……給我拍照……”
那時候我以為自己聽錯了，沒有在意。第二個月，遇見了一個跳河**的青年，他對我說：“他讓我跳的……”第三個月，一個被**傷害致死的便利店店員說：“他認識我……他問我幾點下班……”
所有的死者，都在死前見過一個人，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陌生人。
而我翻了三個月的記錄，發現所有這些**，在法醫系統那邊都有一個共同簽字。
顧清寒。
我翻到筆記本的最后一頁，上面用紅筆寫著一行字，那是我今天下午剛剛補上去的第十三個名字：林小曼。
她的尸檢報告上，主刀法醫那一欄，寫的是顧清寒的名字。
巧合嗎？
我心里很清楚，這個世界上沒有這么多的巧合。
我合上筆記本，把它重新塞進抽屜底下，用舊報紙蓋好。做這些事的時候，我的手指一直在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憤怒——那種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怎么都壓不下去的憤怒。
五年前，我父母死于一場車禍。警方說是因為雨天路滑，剎車失靈，最終定性為交通意外。我當時十八歲，剛考上大學，對這個世界還抱著一腔不知天高地厚的樂觀。我以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悲劇都會有真相，所有的冤屈都會有昭雪的那一天。
直到我看見那份尸檢報告。
我父親的頸椎有一道不完全裂痕，法醫在報告上寫的是“撞擊導致”。我母親的胸腔有開放性損傷，報告寫的是“方向盤擠壓”。每一處傷情的描述都合情合理，每一行字的書寫都標準規范。
但我的母親在救護車上還有意識。
她抓著我的手，嘴唇上全是血泡，用盡最后一點力氣對我說了一句話：“別相信穿白大褂的……”
那句話像針一樣扎進我的記憶里，五年來從未消退。我和周圍的人都以為她說的是那個在交通事故現場草草檢查的急救醫生，畢竟那醫生在她還有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