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半米距離，像兩個不太熟的同事在等同一班公交。

后來我媽來了，把他接走了。走之前他回頭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沒說。我站在校門口剝橘子吃，酸得我齜牙咧嘴。我媽回來的時候看見我的表情，說你怎么了。我說橘子太酸了。她說不是橘子酸，是你爺爺買的橘子一直都這么酸，他就沒買過甜的。

我當時沒聽懂這句話，后來也沒懂。直到很多年以后。

我最后一次見他是三年前。春節，北京，一個機關大院里的老房子。客廳很大，家具很舊，茶幾上鋪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壓著很多老照片。我坐在沙發上，他坐在對面的藤椅上，中間隔著一個茶幾和四十年的距離。電視開著，放的是戲曲頻道，一個花臉在上面咿咿呀呀地唱，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他問我工作怎么樣，我說還行。他問對象談了沒有，我說沒有。他沉默了一會兒，說該談了，我說嗯。

這就是我們之間全部的對話。

吃飯的時候他坐在桌子一頭，我坐在另一頭，距離遠得我夾菜要站起來。我媽一直在說話，說我的工作，說我的生活，說北京房價，說老家親戚。他聽著，偶爾點一下頭，筷子動得很慢。一頓飯吃了四十分鐘，他一共說了三句話：“吃菜。飯硬了。下次別買這個魚。”

走的時候他送到門口。電梯來了，我走進去，轉身，看見他站在門框里。門框是深棕色的，他的頭發是白色的，襯衫是灰色的，臉是沒什么表情的。電梯門關上的瞬間，他好像抬了一下手，也可能沒有，電梯門關得太快了。

那是最后一面。

二

追悼會是三天后。

八寶山。天陰著，但沒有下雨，云壓得很低，像一塊擰干了水的抹布懸在頭頂。我穿了一件從行李箱最底層翻出來的白襯衫，領口有點泛黃，熨斗燙了兩遍也沒燙平。我媽看了一眼，沒說什么，從包里翻出一條黑領帶遞給我。領帶是她從家里帶來的，我爸的。我接過來系上，領帶結打得太緊了，勒得脖子有點喘不上氣。

來的人很多，多到超出了我的預期，黑壓壓的一片，站滿了整個告別廳，一直排到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