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似乎只在特定群體或情境下生效。有些則飄忽不定。我試圖從中總結出更底層的邏輯，卻像在抓一把散沙，越用力，流失得越快。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驗證了“下午三點看窗外”這條。三點整，我假裝起身去文件柜找東西，目光牢牢鎖住那個叫王磊的同事。他坐在東南角，背對著大部分人工位。秒針跳過十二的瞬間，他的頭果然向右偏了偏，視線投向那塊巨大的玻璃窗。窗外是對面樓的灰色墻體，沒什么好看的。五秒后，他轉回頭，繼續敲鍵盤。
只有他一個人這么做。
這到底是不是規則？還是他個人的怪癖？我盯著筆記本上這一條，鋼筆尖懸在紙面上，遲遲落不下去。這種不確定性折磨著我。如果這不是規則，而我卻模仿了，會不會反而變成“異常”？
我想起了顧清讓的話。“跟著大家做就好。”也許，真正的規則不是這些具體的動作，而是“跟隨”本身？不突出，不質疑，不表現出任何“個體性”？
這個想法讓我感到一陣窒息。如果真是這樣，那我所有的觀察和總結，本身就是在凸顯我的“個體性”，就是在找死。
頭痛欲裂。我合上筆記本，把臉埋進手掌里。指尖冰涼。
記憶的碎片毫無征兆地撞了進來。不是畫面，而是一種感覺。潮濕的、悶熱的夏天，消毒水的味道，眼前晃動著模糊的色塊……那是我七歲那年，一場莫名其妙的高燒，燒到四十度，在醫院住了整整一周。醫生說可能是病毒性腦膜炎的輕微癥狀，但查不出確切原因。
我記得最清楚的，不是病床的堅硬，也不是**的疼痛，而是高燒最厲害的那兩天，我睜開眼睛，看到的世界不一樣了。空氣里漂浮著流動的、半透明的色彩，像油滴在水里暈開，又像極光，緩慢地扭曲、旋轉。我能“看見”聲音，媽媽說話的聲音是溫暖的鵝**，儀器的滴滴聲是冰冷的藍色線條。護士走過帶起的風，會留下淡綠色的軌跡。
我當時并不害怕，甚至覺得有趣。我跟媽媽說：“空氣在跳舞。”媽媽摸著我的額頭，眼淚掉下來，以為我燒糊涂了。
燒退了之后，那些“色彩”就消失了。世界恢復了“正常”。大人們都說那是高燒產生的幻覺。我也漸漸忘了，把它歸入童年那些荒誕不經的記憶里。
現在，這段記憶卻無比清晰地浮現出來。
那不是幻覺。
我猛地抬起頭，呼吸急促。冷汗順著額角滑下。難道……我從小就能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只是后來“正常”了，或者說，被“矯正”了？而現在，因為某種原因，這種“異常”又回來了？只是這次，我“看”不見色彩，卻“感受”到了規則？
這個念頭讓我渾身發冷。如果真是這樣，那我根本不是突然被拋入一個異常世界。而是我一直活在一個被美化、被簡化的世界里，現在遮擋我眼睛的那層濾鏡，裂開了一道縫。
辦公室里的光線不知何時暗了下來。我看向窗外，天色陰沉，烏云低垂，要下雨了。同事們開始收拾東西，準備下班。動作依舊整齊，帶著一種程式化的效率。
我也開始收拾。今天沒什么加班任務，我想早點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
就在這時，我看到了老趙。
老趙是公司的老員工，快五十了，在后勤部門，總是笑呵呵的，喜歡跟大家講他女兒上大學的事。他今天似乎心情特別好，走路都帶著風。
下班鈴響（實際上沒有鈴聲，但那個時間點一到，所有人就像聽到了無聲的指令），人群開始向電梯口移動。像往常一樣，形成兩股有序的人流。
老趙大概是想去另一邊拿忘帶的雨傘，他逆著其中一股人流，往回走了三步。
就三步。
他的腳步突然停住了。臉上那樂呵呵的表情瞬間凍結，然后像融化的蠟一樣剝落。他站在那里，身體微微前傾，手臂還保持著擺動的姿勢，整個人僵成了一座雕像。
以他為中心，周圍的人群瞬間散開。不是驚慌失措的奔跑，而是一種迅捷、沉默、整齊的退避。就像潮水遇到礁石，自然地向兩邊分開。沒有人撞到別人，沒有人發出驚呼。他們只是遠離他，空出一個直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