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幾前，從口袋里掏出手機，解鎖，點開相冊，找到那張截圖——弟弟穿著花哨的沙灘褲，摟著兩個比基尼女孩，在藍天碧海的**下笑得無比燦爛。定位清晰：澳大利亞，悉尼邦迪海灘。日期：三個月前。那時，他剛“確診”白血病不久。

我將手機屏幕朝下，輕輕放在那份《房屋自愿轉讓暨款項贈與協議》上。金屬機身與紙張接觸，發出輕微的“嗒”的一聲。

“房子，我不賣。”我看著他們瞬間瞪大的眼睛，平靜地說，“弟弟的‘病’，你們自己治吧。”

說完，我轉身，擰開門鎖，走了出去。樓道里聲控燈應聲而亮，昏黃的光線將我的影子拉得很長。身后沒有追出來的腳步聲，只有門內隱約傳來的、媽媽陡然拔高的咒罵和爸爸暴躁的踢踹東西的悶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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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盜門在身后合攏的瞬間，那股支撐著我的冰冷勇氣，也隨之抽離。只剩下疲憊，沉甸甸地壓在四肢百骸。樓道窗戶灌進來的風帶著夜晚的涼意，我打了個寒顫，捏緊行李袋的提手，一步步走下樓梯。

身上只有三百二十七塊錢。一部舊手機。幾件衣服。這就是我“滾出這個家”的全部資產。

我知道，這還不是結束。他們不會輕易放棄，賣房的錢數目太大，足以讓他們用更卑劣的方式來逼迫就范。我必須快，比他們更快地找到真相，拿到證據。

第一晚，我在火車站候車廳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周圍的嘈雜、汗味、泡面味混成一團，反而讓我有種詭異的安全感。天亮后，我開始尋找包住的工作。城市很大，機會不多。最后，一家24小時便利店的夜班理貨員收留了我。工資微薄，但好歹有個睡覺的地方——倉庫角落用紙板隔出來的一小片區域，勉強能躺下。

生存問題暫時解決，調查立刻開始。我以“關心弟弟病情，想了解治療進展，給家里一個驚喜”為名，聯系了弟弟通訊錄里所有可能知道內情的朋友、同學。電話里，我語氣焦急又充滿希望，扮演著那個傻乎乎的、一心為弟的好姐姐。套話并不難，這群人里，不少人都參與過弟弟的“生日派對”或“康復慶祝”。含糊其辭的安慰、偶爾的言辭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