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給傅靳洲的第五年，依然覺得他像一塊焐不熱的冰。
清醒時的傅靳洲，連一個多余的眼神都不肯給我。
他有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伴隨著極端的“接觸厭惡癥”。
結婚前，他經歷過一場極其慘烈的連環車禍。
從那以后，他極度排斥任何人的靠近。
旁人若是稍微碰到他的衣角，他會立刻將那件高定西裝扔進垃圾桶，并在一整天里處于狂躁的邊緣。
在傅家，我不被允許主動靠近他，不被允許觸碰他，甚至在他待在客廳時，我不被允許發出太大的聲響。
可就是這樣一個將我視作空氣的男人，在每一個深夜，卻又離不開我。
車禍留給他的，除了心理創傷，還有重度失眠。無數個夜晚，他會在噩夢中驚醒，冷汗涔涔地大口喘息，如同一個瀕死的人。
只有我靠近時，他才不會產生生理排斥。
他會死死地、用力地將我抱進懷里，把臉埋在我的頸窩。
那個力道大得幾乎要勒斷我的骨頭，仿佛我是他在深淵里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不能動，不能出聲。
我只能像一個定好程序的安撫人偶，任由他抱著，直到天明。
在他的世界里，我不是妻子，更不是愛人。
我只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用來催眠的“藥引”。
二十二歲那年，黎家破產，我背著千萬巨債走投無路。
是傅家替我平了賬，作為交換，我嫁給了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傅靳洲。
哪怕知道這只是一場交易，最初的幾年里，我依然心存妄想。
因為在這場荒唐的婚姻之前，在更早的少女時代，我曾仰望過那個意氣風發、尚未被疾病摧毀的傅靳洲。
我以為憑著一腔孤勇和滿腔愛意，總能慢慢融化他心里的堅冰。
為了照顧他，我封存了所有的畫具。
我曾經是導師口中“靈氣逼人的天才畫師”，可后來，我那雙握畫筆的手，每天只用來計算他***的毫克數、熨燙他的一塵不染的襯衫、熬煮能安神補氣的藥膳。
長年累月的家務，讓我的指腹和掌心生出了一層薄薄的繭。
而我的愛意，也在日復一日的冷暴力中，被磋磨得所剩無幾。
直到半個月前，傅靳洲帶回來一個女人。
她叫溫苡，留洋歸來的心理學博士，主攻創傷療愈。
傅靳洲向來最厭惡私人領地被侵入，更別提讓外人留宿。可他不僅讓溫苡住進了別墅一樓的客房，甚至允許她在白天出入他的書房和陽光房。
“黎小姐，以后靳洲的白天的心理疏導由我來負責。你只需要照顧好他的生活起居就行了。”
溫苡對我說話時，臉上總是掛著得體又悲憫的微笑。她叫我“黎小姐”，而不是“傅**”。
傅靳洲默許了她的越界。
這半個月來，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局外人。
我看到極度缺乏耐心的傅靳洲，會在午后的陽光房里，安靜地坐在藤椅上，聽溫苡輕聲細語地說話。
他們聊榮格的潛意識，聊創傷后的自我重塑，甚至聊梵高和后印象派的色彩運用。
每當這個時候，傅靳洲緊繃的下頜線總是放松的。
他那雙看我時總是充滿煩躁與冷漠的眼睛，在看向溫苡時，竟然透著幾分難得的平和與專注。
下午三點，到了傅靳洲該喝安神茶的時間。
我端著托盤走到陽光房門外。
半掩的玻璃門里，溫苡正翻開一本厚厚的畫冊，指著上面的一幅畫對傅靳洲輕笑：“這幅畫的色彩張力，其實和心理學上的情緒宣泄是一致的。靳洲，你覺得呢？”
傅靳洲微微傾身，目光落在畫冊上，聲音低沉而平穩：“確實。它的筆觸很自由，沒有被刻板的規則束縛。”
我的腳步頓在原地，端著托盤的手指微微泛白。
自由的筆觸。
他不知道，我曾經也是那樣畫畫的。
為了迎合他需要絕對安靜、絕對規律、不能有一絲雜亂的生活環境，我早就把那個鮮活的、自由的自己**了。
我深吸了一口氣，斂下眼眸，推開門走了進去。
輕微的推門聲打斷了里面的談話。
傅靳洲嘴角的弧度瞬間消失，眉頭立刻深深地蹙了起來。
周身的平和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冷厲與防備。
“誰讓你進來的？”他的聲音透著毫不掩飾的不悅。
我垂下眼睛，把安神茶放在一旁的玻璃圓桌上：“茶泡好了，趁熱喝。”
“放那兒，你可以出去了。”傅靳洲沒有看茶杯，也沒有看我。他靠回椅背，語氣像是在驅趕一個不識趣的傭人，“以后我們在談話的時候，不要隨便進來打擾。”
“好的，傅**也是怕你錯過了服藥時間。”溫苡善解人意地替我打圓場，隨后轉頭看向我，目光落在我粗糙的手指上，輕輕笑了笑，“黎小姐，聽說這茶需要熬兩個小時，真是辛苦你了。”
她的話挑不出半點錯處，卻將我們三人的位置劃分得清清楚楚。
她是他精神共鳴的知音，而我，只是個負責熬茶的保姆。
“不辛苦。”
我語氣平靜地回了一句，轉身朝門外走去。
關上玻璃門的那一刻，我聽見傅靳洲重新對溫苡開了口，語氣恢復了剛才的溫和。
陽光穿透玻璃，照在他們身上，畫面和諧得像一幅名畫。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指腹上的薄繭，忽然覺得，這五年來我小心翼翼捧在手心里的那顆真心，實在荒唐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