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江嶼，應用心理學研二，被我爸一個電話叫到了市教育局。
不是來領獎。是來挨罵的。
我爸，市局基礎教育科的科長，在電話里只說了三句話：“**妹昨天在學校被人堵廁所了。現在人沒事，但不敢上學。你馬上給我滾過來。”
我到的時候，會議室里吵成了一鍋粥。教育局領導、學校校長、家長代表、還有一個看起來就不好惹的律師——正方已經嚴陣以待。
議題是：校園霸凌者，是否該強制接受長期心理輔導。
而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在聽完了正方律師長達二十分鐘的碾壓式發言后，我站了起來，說了一句：
“我方不同意對霸凌者進行強制心理輔導。”
全場嘩然。我爸坐在后排，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逆子。
正方律師扶了扶眼鏡，用那種看**垃圾的眼神掃了我一眼，開始從法理、數據、教育倫理三個維度，把我吊起來打。
全網直播的彈幕瘋了：#江嶼 支持霸凌#的詞條沖上了熱搜。
所有人都在等我死。
直到我走到發言席，拉過麥克風，說了一句話：
“既然霸凌者對受害者的摧毀，和***對受害者的摧毀，在心理層面完全同構——那我請問，憑什么***要戴電子腳鐐，而霸凌者只需要坐在空調房里接受心理輔導？”
“我方，不支持心理輔導。我方支持的是——電子腳鐐。”
全場死寂。然后，整個互聯網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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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證會上的火刑架
我叫江嶼，二十四歲，應用心理學研二。
別人上研二在寫論文、發問卷、愁畢業。我在干什么？我在市教育局的公開聽證會現場，被架在火上烤。
整個會議室呈回字形排開。正中央是教育局的五個領導，左邊是一排西裝革履的正方代表，右邊是我們反方——我，還有兩個臨時被抓來湊數的志愿者。
身后是黑壓壓的旁聽席。有家長、有老師、有記者，還有攝像頭的紅點在一明一滅地閃爍——這是全市直播的。
而我爸，江建國，市局基礎教育科科長，坐在旁聽席第三排最靠邊的位置，臉上寫滿了“我兒子今天要是敢亂說話我就和他斷絕父子關系”。
事情要從兩天前說起。
我妹，江念，今年初二。
兩天前，她在學校女廁所里被人堵了。
堵她的人是她同班同學，三個女生。領頭那個叫孫曼，是學校里出了名的“小太妹”。堵她的原因很簡單——我妹在期末**里考了全班第一，搶了孫曼的排名。
她們沒有打我妹。她們做的事比打更惡心。
她們把她按在洗手臺前，從垃圾桶里翻出用過的衛生巾，貼在她校服上，然后拍了視頻發到年級群里。
配文只有四個字：“看看第一。”
我妹那天放學回家，把校服脫下來扔進了樓下的垃圾桶。然后她把自己鎖在房間里，一晚上沒出來。
第二天早上，她說不舒服，不想去學校。
再問她，她就開始哭。
我爸當時在出差，回來知道這事以后，第一反應是給校長打了個電話。校長的回復非常官方：“我們會嚴肅處理。已經讓****寫了檢討，停課三天。”
“檢討？”
我爸把手機摔在了沙發上。
“我女兒被貼了一身臟東西，她們寫一份檢討就算完了？”
然后就有了那個電話。教育局要開一個關于校園霸凌的公開聽證會，討論“是否應該對校園霸凌者強制實行長期心理輔導”。
我爸讓我去。不是讓我去發言，是讓我去旁聽、去學習、去“看看這個社會是怎么討論**妹這種事的”。
但我到了現場才知道——反方缺人。
原定的反方一辯，是某個學校的副校長，臨陣脫逃了。因為誰也不愿意當著全網的面替霸凌者說話。
主持人急得團團轉，看到我進來，像看到救星一樣撲上來：“江嶼？你是江科長的兒子？你是不是學心理學的？”
“是……”
“太好了！你來頂上反方一辯！”
“等等，我不想——”
“拜托了！你就是湊個人頭！不用你說什么，正方會碾壓我們的，但你總得讓我們反方有個人坐在那兒吧？”
“……”
我爸在后面咳嗽了一聲。那聲咳嗽的意思我太懂了——不許去。
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