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還剩八十二塊三。”
“廠區食堂最便宜的窗口，饅頭五毛，咸菜一塊。”
“這周還剩四天。”
我蹲在宿舍陽臺上，對著手機計算器按來按去。隔壁床的外賣香氣飄過來，黃燜雞的味道。我咽了口唾沫，把手機塞回工服口袋。
這是我進廠后的常態，從十八歲開始，整整三年。
我爸癱在床上那天，我剛拿到電子廠的錄用通知。鎮衛生院的醫生說，他摔壞了腿，后半輩子離不開藥。我爸坐在病床上，抓著我的手，掌心全是汗。
“晚晚，爸拖累你了。”
我說沒事。
他又補一句：“你弟還小，**走得早，家里就靠你了。”
我說知道。
他說這話時，床頭柜上擺著一只破瓷碗，里面是鄰居湊來的零錢。五塊十塊居多，皺得像泡過水。
我把錄用通知折好，塞進包里。
然后就是流水線和夜班的日子。
真的，不夸張。白班十二小時，夜班十二小時，趕訂單時連軸轉。早飯饅頭，午飯米飯配免費湯，晚飯看情況。如果夜里餓了，就喝熱水。宿舍六個人，除了我，都在下班后點**奶茶。后來她們聚餐也不叫我了，大概覺得叫我我也沒錢去。
第一個月發工資，我爸打電話來。
“晚晚，廠里累不累？”
“不累。”
“錢夠花嗎？”
“夠。”
“不夠就說，爸再想辦法。”他說這話時，**里有電視聲，還有女人笑，“就是爸這腿，藥不能斷，你弟學校也催費用。”
我說真夠。
掛了電話，我去食堂買了兩個饅頭。一塊錢。打飯阿姨多看了我一眼，沒說話。
進廠半年，我體重掉了十斤。
過年我沒回家。我爸在電話里支支吾吾，說車票貴，不如在廠里多掙點加班費。我說好。除夕那晚，宿舍就我一個人。我從小賣部買了桶泡面，四塊五。泡的時候水沒燒開，面硬得硌牙。
我對著那桶面，突然就哭了。
但我沒打電話回家。我想我爸肯定更難。
第二年，我開始搶夜班。夜班補貼一天八十，連上三天，眼前會發黑。縣長說我不要命，我笑笑說年輕，扛得住。
我把第一個月多掙的兩千六，轉回去兩千四。自己留了兩百，買了兩雙襪子和一瓶最便宜的洗發水。
我爸秒回：“晚晚真懂事，爸這條命都是你續上的。”
我盯著那行字，覺得這夜班沒白熬。
同宿舍的阿珍問我：“林晚，你家里是不是特別困難？”
我說還行。
“那你怎么天天吃饅頭？你看你臉色，跟紙一樣。”
“省錢買手機。”
她就不問了。但眼神里有東西，我看得懂。是那種混著同情和慶幸的東西，像車間里細小的金屬屑，扎進皮膚里，拔不出來。
第三年春天，我爸突然來了廠門口。
他沒提前說，直接讓保安給我打電話。我從車間跑出去，看見他坐在輪椅上，腿上蓋著舊毯子，旁邊放著個紅色塑料袋。
“給你帶點家里的紅薯。”他把袋子遞給我，紅薯上還有泥，“你阿姨說，你在外面肯定吃不飽。”
我愣了一下。我媽去世后，他身邊那個女人，我一直叫不出口。
“我吃得飽。”我說。
“那就好。”他**輪椅扶手，“那個，爸最近換藥，醫生說進口的管用，就是貴。”
我懂了。我說：“我這月工資一發就轉。”
他眼睛亮了一下，又馬上嘆氣。
“晚晚，爸沒用。你弟今年要學車，男人總得有個本事。你阿姨那邊也難。”
我說：“您先治腿。”
他拍拍我的手，手很重。
“爸沒白疼你。”
他走的時候，我送他到公交站。輪椅被司機和保安一起抬上車。他忽然從衣服內兜里掏出一個皺巴巴的塑料袋，塞進我手里。
“拿著。別告訴你阿姨。”
我捏了捏，大概一百多。
公交車開走，我站在站臺上，打開塑料袋。里面是一百六十塊，十塊二十塊的零錢。還有張小紙條，鉛筆寫的：“好好吃飯。”
那晚我破天荒買了份番茄炒蛋蓋飯，十二塊。蛋很少，但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咽。
日子就這么過。流水線，饅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