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心臟血管堵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病情，卻不肯去醫院放支架。
他選擇去找苗醫，做放血療法。
先是頭部放血，朋友們勸他，他不聽。
五月十五號那天，他去做了胸口放血，做完之后去吃了一頓酸湯魚，跟母親和妹妹告了別，一個人回到家里。
第二天，家人過來敲門，沒人應。
門打開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他叫蘇懷山，黔州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五十六歲，清華碩士，從教三十二年。
我在蘇黎世接到這個電話的時候，手里還端著半杯冷掉的咖啡。
電話是小姑打來的。
“晚棠，**……走了。”
我沒說話。
小姑在電話那頭哭，聲音斷斷續續的，我只聽清了幾個詞——放血、火鍋、一個人、第二天。
我把咖啡放下。
杯子碰到桌面，發出很輕的一聲響。
實驗室里的同事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
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在這里，我叫T. Su，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心血管實驗室的博士后研究員，去年剛在《柳葉刀》上發了一篇關于冠脈介入治療遠期預后的論文，審稿人給的評價是“近十年該領域最有價值的臨床數據分析之一”。
但在黔州，在那個我長大的城市里，我只是蘇懷山的女兒。
那個出國七年沒回來幾次的女兒。
那個沒能攔住自己父親去做放血療法的女兒。
我訂了當天最早一班回國的機票。
十四個小時的飛行，我一秒都沒睡著。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一個研究了三十年創新規律的人，一個寫過**困局分析的人，一個能精準預判房地產走勢的人——他為什么會相信，用一根**破皮膚放幾滴血，就能疏通堵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血管？
他不是不懂。
他比誰都懂。
但他還是去了。
飛機降落在貴陽龍洞堡機場的時候，天剛亮。
出了到達口，我看見一個人舉著牌子。
牌子上寫的不是我的名字，是“蘇教授家屬”。
舉牌的人穿著黑西裝，皮鞋擦得很亮，頭發梳得一絲不茍。
我認識他。
錢德明，黔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我爸共事了二十年的同事。
也是我爸這輩子最不對付的人。
“晚棠。”他朝我走過來，臉上掛著恰到好處的悲痛，“節哀。”
我看著他。
“錢叔叔，我爸的后事，誰在操辦？”
“學院統一安排的，你放心。”
“我爸的辦公室，東西都還在嗎？”
他的表情變了一下，很快恢復。
“都在，都在。你先回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說。”
我沒動。
“我現在就去。”

我爸的家在黔州大學教職工宿舍區，一棟九十年代建的老樓，六樓，沒電梯。
門口貼著白紙，走廊里還殘留著燒紙的味道。
我掏出鑰匙開門。
屋里的樣子跟我記憶中沒什么兩樣——書堆得到處都是，茶幾上擺著一套功夫茶具，墻上掛著他自己寫的字。
寫的是“三不爭”。
不與天爭，不與地爭，不與人爭。
他二十年前在瑞典講學的時候提出來的理論，后來在清華的論壇上傳播很廣，有人說這是他整個學術生涯最有辨識度的標簽。
不爭。
可他這輩子哪里不爭了？
爭學位，爭職稱，爭話語權，爭那篇預判房地產**的論文被《新華文摘》轉載時的那口氣。
不爭，是寫給別人看的。
他自己活得比誰都用力。
我站在客廳中間，環顧四周。
茶幾上有一個搪瓷杯，里面的茶已經發霉了。
那是他最后喝的一杯茶。
“你回來了。”
聲音從身后傳來。
我轉身，看見一個女人站在門口。
四十出頭，保養得很好，穿著一件黑色連衣裙，眼圈紅紅的，但妝沒花。
陸婉晴。
我爸三年前再婚的妻子。
我叫她陸姨。
“晚棠，你一路辛苦了。”她走進來，伸手想拉我的手。
我往后退了半步。
她的手停在半空，尷尬地收回去。
“**走得太突然了，我到現在都……”
“陸姨，我爸最后那天的情況，你能跟我說一下嗎？”
她愣了一下。
“你小姑沒跟你說嗎？”
“她說的不夠細。”
陸婉晴坐到沙發上，開始講。
五月十五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