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在說一件辦公用品報廢了。
我攥著那份確認書的邊角，紙被我捏出了褶子。嘴里發苦，牙關咬緊，半天才把一句話從嗓子眼里擠出來："讓我考慮兩天。"
陸景川往椅背上一靠，翹起腿，腳搭在椅子扶手上："兩天。后天中午之前。過期我就報案，說你攜款潛逃。"
我站起來，拿起包，轉身往門口走。
走到門邊的時候，方曉薇在背后加了一句："沈總監，兩千萬買個自由，這個價錢很公道了。你要是在外面能找到比這更高的數，我請你吃飯。"
陸景川笑了一聲。那聲音追著我，一直到電梯門關上才斷掉。
電梯往下走的時候，我伸出手看了看。手背上的褶子比三年前又深了幾道，指甲剪得很短，是干了二十八年賬的人的手。這雙手翻過的憑證比陸景川吃過的飯還多。
他以為兩千萬能讓這雙手在認罪書上按印。
電梯到一樓，門開了。我走出大堂，在路邊的公交站牌下面站了十分鐘。兜里的手機又震了一下，是林遠舟發來的消息，只有一行字：
"媽，別簽。不管他怎么說，別簽。"
我把手機揣回兜里，朝公交車走過去。
2 骨灰盒里的秘密
我進鴻遠集團的那年，二十四歲，扎著馬尾辮，穿一件洗褪色的藍襯衫，手里攥著一張中專畢業證。
那時候鴻遠還不叫集團，叫鴻遠機械廠，在南瀾市嘉禾區工業園的最里頭，廠房三間，辦公室兩間，全部員工加起來四十六個人。陸德山親自面試我，坐在一張鐵皮辦公桌后面，茶杯底下墊著一摞出庫單。
他問我："會記賬嗎？"
我說會。
他又問："會不會在賬上做手腳？"
我愣了兩秒。他緊接著說："我問你會不會，不是問你敢不敢。"
我搖頭："不會。"
他把茶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杯底留下一圈水印，正好蓋在出庫單的金額那一欄上："行，明天來上班。工資不高，別嫌。"
第二天我就坐進了那間四平米的賬房。桌上一臺計算器、一本現金日記賬、一盒碳素筆。我從記手工賬開始，每天下班前把當天的每一筆進出核對三遍，分文不差才鎖柜子。
陸德山偶爾過來翻賬本，從不在我面前說好話。他只有一個習慣：翻完之后把賬本輕輕推回來，杯子放在桌角，走的時候說一句"繼續"。那個"繼續"就是最好的評價。
二十八年，鴻遠從機械廠變成了集團，從四十六個人變成了三千多人。我從出納做到會計，從會計做到財務主管，從主管做到總監。公司換了三次辦公樓，搬了兩次廠區，計算器從手動的換成電腦里的軟件，我的工位越來越大，但習慣沒變：每天下班前，核對三遍，分文不差。
陸德山生病是2021年的事。那年冬天體檢，查出來腎上有問題。他沒跟兒子說，先把我叫到辦公室，關上門。
"公司的賬，你比我清楚。"他說這話的時候，手里轉著一支筆，筆帽已經被他咬得變形了，"我走了之后，景川接。他的脾氣你知道。"
我知道。陸景川從小被送出去讀書，回來之后進公司掛了個副總的名，一年到頭出勤不到三個月。他花錢大方，脾氣更大，上次跟供應商吃飯，當著二十個人的面把一杯茶潑在對方經理臉上，理由是"上的茶太燙"。
"你把這些年的賬守好。"陸德山把筆放下，"有些事我會提前安排。你不用問，到時候自然知道。"
我點頭。
他又加了一句，聲音比之前輕了半截："你跟了我二十八年，我不會讓你白干。"
那是他對我說過的最重的一句話。
后來他住院的次數越來越多，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少。我跑醫院、跑銀行、跑公證處，手里永遠攥著一疊回執單和蓋過章的材料。每次他醒過來，都會問我一句："東西辦完了？"我說辦完了。他就閉上眼睛，不再多說。
三天前，他在中心醫院走了。
我坐在病房走廊的塑料椅上，膝蓋上放著他最后一次住院的繳費清單。護工從病房里出來，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沒哭。不是不想，是二十八年下來，我已經習慣把什么都往數字里藏。哭解決不了賬，也解決不了接下來的事。
陸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