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退休，女兒就打來電話。
“媽，上海這邊忙不過來，豆豆沒人帶，您過來幫幫忙唄。”
程雨婷的語氣里帶著撒嬌，和她小時候跟我要零花錢一模一樣。
我二話沒說，收拾了兩個編織袋，坐了十二個小時硬座，到了上海。
來的第一天，女婿徐磊客客氣氣喊了聲“媽”。
第二天，改成了“阿姨”。
第三天，“阿姨”也省了，直接說“麻煩把襯衫洗一下”。
我沒吭聲。蹲在陽臺上手搓他那件標簽上寫著“干洗”的白襯衫。
來上海一個月，我的日程是這樣的——早上五點熬粥，六點半哄豆豆起床，七點喂飯，八點下樓遛彎，中午三菜一湯，下午陪搭積木，傍晚買菜做飯，晚上洗碗拖地給豆豆講故事。
女兒下班回來往沙發上一歪，刷手機。
女婿進門第一句永遠是：“今晚吃什么？”
不是問候。是驗收。
有回我燉了排骨湯，徐磊喝了一口，擱下勺子。
“咸了。”
我說下次注意。
第二天特意少放了鹽。
“沒味道。”
程雨婷在旁邊打圓場：“媽，您就按我發您的菜譜來。”
我翻了翻她發來的菜譜鏈接，滿屏英文，還要會員才能看。
有天晚上豆豆把小汽車踢到沙發底下。徐磊頭都沒轉。
“媽，幫忙撿一下。”
他叫的不是程雨婷。
是我。
我五十八歲，膝蓋不好。跪在地板上趴了半天才夠著那輛巴掌大的玩具車。
撐著茶幾爬起來，膝蓋咔嚓響了一聲。
程雨婷沒抬頭。
徐磊沒抬頭。
只有豆豆接過小汽車，說了句“謝謝姥姥”。
那天夜里我沒睡著。
住的地方是陽臺改的雜物間，一張折疊床，旁邊堆著豆豆淘汰的舊玩具和幾箱換季衣服。窗簾是程雨婷用浴簾臨時掛上去的，擋不嚴，外面的路燈光戳進來，在天花板上畫了一道白印子。
我盯著那道白印子看了一夜。
第二天是周六。
程雨婷和徐磊要出去“約會”，讓我帶豆豆去樓下公園玩。
小區公園有個沙池。豆豆蹲在里面挖沙子，我坐在旁邊長椅上。
邊上幾個年輕媽媽在聊天。
“現在住家保姆要八千一個月呢。”
“何止啊，靠譜點的要一萬，還不一定能找到。”
“我家那個來了三個月就跑了，嫌活多。”
豆豆突然抬起腦袋看我。
“姥姥，你是保姆嗎？”
我的手頓在半空。
“豆豆，姥姥不是保姆。姥姥是****媽媽。”
“那你為什么天天干活？媽媽說保姆就是天天干活的人。”
三歲的孩子不懂什么叫扎心。
他只是把眼睛看到的東西說出來了。
旁邊那幾個年輕媽媽都安靜了。有人偷偷瞟了我一眼，又趕緊把目光移開。
我低頭幫豆豆拍了拍膝蓋上的沙子，沒接話。
回去的路上，豆豆騎在我脖子上。三十五斤的小身板壓得我肩膀發酸，他的兩只小手揪著我的頭發當方向盤。
“姥姥往左！”
“姥姥往右！”
“姥姥跑快點！”
我馱著他，在上海三月的風里慢慢走。
路過一面櫥窗，我看見里面有個頭發花白的女人，弓著背，脖子上騎著一個小孩。
那女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布外套，腳上是一雙老北京布鞋。
是我。
晚上女兒女婿回來了，滿身酒氣，讓我熱飯。
我把菜端上桌。站在廚房門口看他們吃。
程雨婷夾了兩口菜，忽然說：“媽，下周我同事要來家里聚聚。您那些編織袋能放到儲藏間去嗎？”
她說“編織袋”的時候，語氣和說“垃圾”差不多。
那里面裝著我從老家帶來的酸豆角、紅薯干，還有她小時候最愛吃的茶餅。
“還有，”她放下筷子，“那兩天您要不去附近酒店住兩晚？人多了家里不太方便。”
我手上的抹布還在滴水。有一滴濺到臉上。
“行。”
我說完這個字，轉身進了雜物間。
但我沒有去找酒店。
我拉開編織袋的拉鏈，把帶來的東西一樣一樣放回去。
酸豆角。紅薯干。茶餅。換洗衣服。裝老花鏡的布袋。
來的時候兩個編織袋，走的時候還是兩個。
多出來的，只有這一個月搓襯衫搓粗了的指節。
第二天一早，我把粥熬好，把豆豆的輔食溫上，把徐磊的襯衫熨平了掛在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