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那三篇論文，最早一篇是六年前寫的，研究方向正是PD-1在實體瘤中的免疫微環境調節。
當年被導師斃掉的課題方向。
江嶼把它做成了一個市值三十億的公司。
而我把自己做成了一個癌癥病人。
人和人的差距，有時候就在一張車票的距離。
下周一，我請了半天假，打車去盛恒生物。
公司在城東科技園區，一棟十二層的寫字樓，大堂里掛著“盛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銅牌。
前臺小姑娘看我的眼神有點猶豫——我戴著**，瘦得顴骨突出，皮膚因為化療泛著不正常的灰。
“你好，我找江嶼。姓宋。”
“請稍等。”
五分鐘后，電梯門開了。
出來的不是江嶼。
是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女人，短發，戴眼鏡，胸牌上寫著“研發二部主管——林以沫”。
“宋清衣是吧？我是林以沫，**讓我先帶你參觀一下。”
“他不在？”
“在開會，下午兩點結束。”
我跟著她上了八樓。
研發部占了整整兩層，實驗室的規模比我們醫院的藥劑科大三倍不止。
經過一間會議室的時候，我透過玻璃窗看到了里面的人。
長桌兩側坐滿了人，最前面站著一個男人，正對著投影屏講話。
白襯衫，袖子卷到手肘，比七年前高了一點，壯了一些，臉上的輪廓更深，但那個習慣——講到關鍵數據時會用左手食指點桌面——沒有變。
江嶼。
他沒看到我。
林以沫帶我到了一間小辦公室，倒了杯水：“你先坐，等**開完會。”
“謝謝。”
她走到門口又折回來：“宋姐，有件事我多嘴問一句。”
“你說。”
“你以前是不是跟**認識？”
“研究生同學。”
她點點頭，欲言又止，最后還是沒說什么就走了。
我坐在辦公室里，翻了翻桌上的幾本期刊。有一本《Nature Medicine》翻到的那一頁，刊登的正是盛恒生物PD-1聯合方案的三期臨床數據。
通訊作者：江嶼。
論文最后的致謝欄里，有一行小字：
“本研究起源于2016年一個未完成的課題，感謝那個最初相信這個方向的人。”
2016年。
那年我們研二。
那個課題是他和我一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