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那個他從辦公室接，偶爾會讓同事在旁邊幫忙搭句話，增加可信度。

她開始頻繁提到一個叫“許維安”的名字，是這次德國交流項目的負責人，四十出頭，副教授，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說他講課很有意思，說他對中國學者特別照顧，說他帶她們去吃慕尼黑最地道的豬肘子。她每次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語氣都很自然，自然到陳嶼覺得有點過于自然了。

但這不是他現在該操心的事。他現在操心的，是自己的后路。

從蘇州拿回來的那個信封里，除了***，還有一張農商銀行的卡，開戶地在江西。一張南京的手機卡，已經實名認證過了。三張不同城市的公交卡，分別是無錫、常州和鎮江。還有一把鑰匙——老許在鎮江給他租了一間房子，老居民區，六樓，沒有電梯，月租六百，付了半年的。

“我建議你第一站先去鎮江，”老許那天在茶館里說，“不大不小的城市，人流量適中，沒有大城市那種密集的監控網絡，但也不像小縣城那樣跟誰都面熟。你去了之后先住下來，隨便找個清閑的活兒干著，別太張揚，半年之后你要是覺得穩了，想往哪兒走都行。”

陳嶼問他一般多長時間能徹底“安全”，老許想了想說：“一年。一年之內你別主動聯系任何認識的人，別登錄任何舊賬號，別去任何你可能被認出來的地方。一年之后，基本上就沒人記得你了。”

沒人記得你了。這句話讓陳嶼心里某個地方疼了一下，又像是什么東西終于松了綁。他活了三十三年，上有父母下有——沒有下。他父母在**老家，父親有糖尿病，母親身體還行，有一個姐姐嫁到了長沙，一年到頭見不了幾次面。他跟家里的關系不算親密，平時也就是過年回去一趟，電話一個月打一次，每次不超過十分鐘。這種疏遠在從前是他心里的一個結，但現在變成了一種便利。

“你家里人那邊怎么辦？”老許當時問過他。

“我會給他們寄一封信。”陳嶼說。

這封信他后來確實寫了，寫了改改了寫，最后定稿只有四句話——“我決定換一種方式生活。不用找我，找也找不到。你們保重身體。對不起